《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水“歌”中来

黄敏学

　　编者按
　　近日，一段“另类”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视频在网上传播并引起广泛关注，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作品竟遭到如此“恶搞”，令人气愤。追怀《黄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同志，以此缅怀这位交响音乐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冼星海以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主题性相结合，开辟出了中国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之路。他指出：“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继聂耳之后，冼星海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体裁、更娴熟的技法，用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南国箫手

　　1905年6月13日深夜，满天星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珠江，宛如银河自九天滑落，黄苏英便以这梦幻般的美景给新生儿起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星海。
　　然而，冼星海的童年并非诗意盎然，作为疍民的遗腹子，寡母劳动时所唱的岭南民歌给他以音乐启蒙，“顶硬上”成为他毕生的信念。11岁时，他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养正学校读书，在校军乐队担任乐手。1918年秋，他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由于善于吹奏洋箫（单簧管），博得了“南国箫手”的称号。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冼星海在此受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熏陶，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小提琴，并兼任学校管乐队指挥，由此拉开自己壮丽音乐人生的序幕。1926年，他北上求学，“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音乐理论和提琴，也曾在北大听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史，我又学过古琴和其他的中国乐器。”（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
　　长期的自学和实践激发出冼星海对专业音乐学习的渴望，1928年秋，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时，选修了钢琴和作曲理论等课程。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曙的带动下，他加入左翼社团“南国社”，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滋养。在1929年发表于《音乐院院刊》的随感《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冼星海以贝多芬为例，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的宏伟梦想——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
　　然而，国内颓靡的音乐环境已无法实现冼星海音乐报国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开往巴黎的航船，向着心中那纯真的梦想昂首扬帆。

负笈巴黎

　　巴黎，本雅明笔下的“19世纪欧洲之都”，但迎接冼星海的，不是歌声与微笑，而是饥寒交迫的困窘，“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在写给光华大学教务长董任坚的信中，冼星海坚定地表达出对音乐矢志不渝的热爱与献身精神——
　　“我不希望做一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因经济与环境都不许我做。我只希望能领略音乐之美，尽量去研究它。中国人不肯把生命牺牲于音乐的进展，音乐便没有进展希望……我希望上海要变成巴黎一样音乐化，一样多音乐会，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个好欣赏与美的洗礼及高尚娱乐。”
　　转机出现在1930年初夏，冼星海经马思聪介绍，跟随其小提琴老师奥别多菲尔免费习琴，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多位知名教授学习作曲与指挥。在这个“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的少年漂泊者心中，始终燃烧着对祖国的炽热情感，“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
　　一曲饱含对祖国与亲人思念之情的歌曲《风》，便在这复杂的心境下一气呵成，“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风》在巴黎举行了公演与电台广播，广受好评。在法国著名音乐家保罗·杜卡的提携下，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终于向冼星海敞开。与此同时，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闯入冼星海平静而窘迫的生活，在投考巴黎音乐学院时，她鼓励冼星海振作精神，教他声乐、钢琴和法文，为其伴奏，并不时在经济上周济他。
　　这段朦胧的情感给冼星海苦闷的心灵以安慰，使他创作出《d小调奏鸣曲》《游子吟》《中国古诗》《夜曲》《牧歌》《山中》《杜鹃》等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1935年5月，杜卡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启程归国，他要把业师的音乐遗产，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归国前夕，“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不却她的盛意，我向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很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国将不国，个人的前途感情又系在何方？“我也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这是发自冼星海心底的呼声。这年夏末，他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

救亡歌声

　　归国后，冼星海加入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社团，“我毅然地加入救亡运动，专心写救亡歌曲”，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国防音乐运动，义务给抗日歌咏团体担任作曲和指挥，谱写和教唱救亡爱国歌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只怕不抵抗》等杰作也在他笔下汩汩流出。
　　受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影响，冼星海对艺术歌曲的创作一直情有独钟，《老马》（臧克家诗）、《断章》（卞之琳诗）、《妹妹你是水》（应修人诗）等新诗也一度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在冼星海看来，“只写救亡歌曲，我的能力和技巧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便计划写较大的器乐作品”。同时，他“眼见国内的情形，民族的危机、民族的被压迫”，遂以“民族解放”为主题，创作出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曲，以锦绣河山、历史国难、保卫祖国、建立民主主义的中国4个乐章，全景式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代百年以来的求索与追寻。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冼星海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奔赴内地做抗战宣传，年底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科员。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和不断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他与进步音乐家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在致母亲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音乐家，我要做个生在社会当中的一个救亡伙伴，而且永远地要从社会的底层学习……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要，尤其在战时，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
　　冼星海决心沿着聂耳开辟的道路继续阔步前行，更加注重对民间音乐的利用与改编，强调人民生活斗争实践是新音乐的源头活水，以此作为实现音乐救国之梦的必由之途——
　　“有了民众歌曲做基础，我们最低限度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民歌风格，而不是以前的传统的民歌。这是一定要从乡民们实际生活中去产生出来，并且要奠定一种中国民歌的风格，发展为将来的伟大民族的歌曲。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救亡音乐，同时为着民众的需求，我们并不难实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前途。”
　　——（冼星海：《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