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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读史不止”——中共领袖读史人生与历史情怀

2019/08/06

王香平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与毛泽东谋过面的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如果说,“诗人”是特指毛泽东的个性化身份特征,那么,作为修饰语的“历史造诣很深”,则适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领导并实现了中华民族20世纪最深刻变革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不仅历史造诣很深,且重史、读史、鉴史是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共同的生命内容和精神志趣。

毛泽东:“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此“劝大家读历史”,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为伴,且终其一生。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他是名副其实的读史大家。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历史。延安时期,面对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这种独特的工作作风在党的一代领导干部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他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听从毛泽东建议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对学习历史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以史为鉴,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更深的感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参鉴历史“指导实践”,“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早在童蒙时代,他就阅读了四大名著、《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籍;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同进步学术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鼓励大家多搞历史研究,他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等革命胜利了……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专门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他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要讲历史”,“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而两周之前的3月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炼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刘少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

  刘少奇幼年时代就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乡宁乡炭子冲附近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刘少奇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画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他的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据工作人员回忆,他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刘少奇的假期也结束了。
  作为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认为加强历史修养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前提。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体现了刘少奇对学习历史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学习历史与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他独特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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