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始末

梅兴无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誉。当时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个大工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大桥从选址、施工到落成的全过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怀，激励建桥大军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实现千百年来在长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大梦想。

一

　　1953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的夜晚，汉口大智门车站，大雪纷飞。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行，急切地等待着毛泽东的专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23时45分，专列抵达车站，李先念等快步上前迎接毛泽东。陪同毛泽东一起来汉的还有杨尚昆、罗瑞卿等。
　　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汉口惠济饭店，首先听取中南局、湖北省的工作汇报。2月18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阅马场红楼，在李先念等人的陪同下，主席走进省委二楼的会议室，在临街的窗口眺望街景，说：“这楼不错嘛！”省长刘子厚介绍说：“这座楼原是国民党的省党部，解放后我们接收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是啊，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接着，他话锋一转，“上蛇山怎么走啊？”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回答：“这栋办公楼后面有条小路，可以上蛇山。”“那好，我们这就上蛇山看看！”毛泽东站起身，一口水都没喝就下楼了，在杨尚昆、罗瑞卿、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的陪同下，直奔蛇山而去。
　　蛇山是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一座小山，绵亘蜿蜒，形如伏蛇，与汉阳龟山隔江相望。屹立于蛇山上的黄鹤楼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这次毛泽东急着上蛇山，可不是为了观风景，而是为了他心中牵挂着的一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是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但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由于没有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大桥，南北交通线路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所有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都要经过轮渡或木船转运，一列铁路货车车厢经轮渡过江，需5个多小时，费工费时，加大了运输成本。若碰上大风大雾天气，轮船、木船还会被迫停航。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沟通南北运输，把武汉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连成一体，是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的热切愿望。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63岁的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桥梁专家，向中央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
　　其实，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提议，并非始自李文骥。历史上，1913年、1929年、1935年、1946年，曾先后4次提出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李文骥也4次参加了大桥的规划，然而这4次规划最终都不了了之。当时有民谣：“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结果无奈的心态。
　　李文骥等的建议书受到中央高度重视，规划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日程。这年9月，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将改写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是年末，中央人民政府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事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委任茅以升为专家组组长兼总设计师，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汉勘测、钻探，进行初步设计。他们根据多次实地勘测、钻探的结果，结合前4次建桥规划留下的资料，先后作了8个桥址线方案，逐一进行缜密研究，就桥梁选址、规模、桥式、材质、施工方法等问题，组织全国桥梁专家和相关单位进行了3次大的讨论，初步形成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伊始，建造一座旧中国喊了几十年都没有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自然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当他得悉大桥选址龟山、蛇山线之后，决定亲自上蛇山实地踏勘桥址。
　　雪霁初晴，毛泽东一行沿盘山小道，登上了蛇山制高点黄鹤楼。大江，武汉三镇，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1927年春，在大革命最危急的时候，他曾上过黄鹤楼，写下了著名词作《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词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指的就是被“龟蛇锁大江”拦腰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
　　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向毛泽东汇报铁道部将大桥桥址选择龟山、蛇山线的考虑：武汉长江江面龟、蛇二山之间两岸距离最短，可缩短大桥的长度；利用龟蛇二山作天然桥头堡基础，扎实可靠，比在平地建桥大幅度节省造价和工期；两山间的长江底基本上都是坚固的岩石，有利于固定桥墩；利用两岸的山势增加大桥的净空高度，便于大吨位船舶航行通过。
　　毛泽东仔细倾听介绍，俯瞰大桥桥址线，频频点头，对铁道部的桥址方案表示赞许。从黄鹤楼下来，路旁有位卖炸臭豆腐的老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做这个生意一天能挣多少钱。老人说，那不一定，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聊了几句，随行人员请主席上路。路上遇到两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认出他来，高兴得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正月初五，游人如织，人们—下子围过来，簇拥在他身边。罗瑞卿、李先念以及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保护毛泽东下了山。在江边上了渡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二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重视下，武汉长江大桥的规划建设加快了步伐。1953年4月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铁道部正式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调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担任局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政治委员。
　　1953年7月，彭敏率中国铁道部代表团，带着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专程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技术鉴定。临行前，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彭敏交代：“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苏方派出了25位桥梁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讨论鉴定会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中方的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完善。应中方邀请，还派遣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组长的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来武汉，提供技术指导，支援长江大桥的建设。
　　1954年1月，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大桥建设。至此，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大桥工程的施工进度。12月31日，由大桥工程局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重要配套工程——江汉桥试通车。湖北省、武汉市和大桥工程局的领导都非常希望毛泽东能为该桥题字，他欣然挥笔写下三个苍劲的大字“江汉桥”。
　　1956年5月29日，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彭敏接到通知，毛泽东将到武昌，要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并听取情况汇报。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汉，当飞临武汉长江上空时，他凭窗俯瞰长江，很多桥墩已经露出水面，他激动地连连说：“好看，好看！”
　　飞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王任重、彭敏等在舷梯旁迎接。毛泽东当即提了两个要求：一要看大桥工程，二要到长江游泳。彭敏连忙请示：“看大桥工程，您是在水上看，还是在岸上看？”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水上看！”
　　是日，阳光灿烂，天气格外晴朗，长江江面波涛汹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武康”轮，与船长、工友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即，“武康”轮溯江而上，经汉阳晴川阁在龟蛇两山间的江面上航行。此时，8个江心墩全面展开施工，在滚滚长江上，一座座矗立于江中的巨大桥墩交织出一幅雄伟壮观的画面，大桥钢梁也开始从龟山岸向江中延伸。“武康”轮在大桥二、三号桥墩和三、四号桥墩间穿行，毛泽东伫立在驾驶台上，向正在施工的工人们频频招手致意。他一边巡视水上、岸上的施工现场，一边详细询问大桥的施工设备、施工顺序、操作技术等，甚至连混凝土多长时间凝固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视察完建桥工地，进入船舱，毛泽东又聊天式地询问起彭敏的经历。彭敏简要作答。毛泽东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但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会打仗。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好好学！”
　　彭敏说：“这么多年在长江上建桥都没有建成，说明它很难。逼着我们想新方法来克服它。”
　　毛泽东点点头说：“困难往往使你能产生新的方法嘛！”
　　在正式汇报时，彭敏把书面材料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大桥建设总体情况作了介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发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啊？”彭敏回答：“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好轨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彭敏重点汇报了中苏桥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大桥局不仅聘请了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还成立了以茅以升为首的顾问委员会，组成了庞大的技术团队。毛泽东要求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配合好，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是要建成大桥，二是要学会技术。
　　毛泽东连连称赞“建成学会”好，嘱咐要把它作为建桥工作的方针来坚持。他又关切地询问参加过修建钱塘江大桥的老工程师的情况，“除了茅以升，现在还有谁呀？”彭敏回答：“还有罗英。”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