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的传奇人生

　　他曾是一位温良谦逊的青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警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赤手空拳地走到浩瀚的群众大海中去，进行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工作，直至把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立起来”。

　　他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29岁的年轻生命践行“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的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的诺言。

　　他，就是杰出的革命战士、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楷模，为革命而牺牲的黄陂籍省委书记——杨学诚。

学运领袖青运导师

　　杨学诚，1915年8月8日生于黄陂县研子岗罗村，自幼好学，1930年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学习，是典型的农家子弟靠勤奋而完成学业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三省后，进一步将侵华魔掌伸向中华大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面对带血大刀、军棍、刺骨水龙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振臂高呼，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16日，杨学诚走出清华园，参加有3万多人参加的天桥集会、示威游行。

　　为了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引向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杨学诚在第三团任先遣队员，负责侦察情况、选定路线、交涉食宿等。数九寒天的北方原野，寒风刺骨，风沙漫天，杨学诚随南下宣传团长途跋涉，将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向四面八方。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杨学诚又成为这一组织的活跃分子，承担许多重要工作。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反法西斯声讨大会上，一个混入学生中的汉奸在会场捣乱，打翻写着抗日标语的灯笼，撕毁会场标语，杨学诚挺身而出，率同学揪出汉奸，驱出会场。2月25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清华大学，逮捕蒋南翔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关键时候，杨学诚冒着生命危险，率进步同学冲到校门口警卫室，将蒋南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

　　大搜捕过后，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不抵抗主张甚嚣尘上，一股股政治寒流纷至沓来。面对危机，清华大学“民先队”重选出杨学诚等5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从斗争的实践中摸索新的方式，团结更多青年，更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民先队”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顺利发展。

　　5月，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不遗余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通过各种集会、演讲，以生动的事实有力批驳各种卖国投降的无耻论调，在实践中成长为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7年5月，杨学诚在刘少奇、彭真率领下，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着重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其间杨学诚还聆听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的系列报告，深受鼓舞。在讨论会上他作了发言，从进步学生的思想情绪出发，提出工作意见和个人的一些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报告中对这些问题均作出详细解答。回到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北平城西区委书记。

　　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后，杨学诚和蒋南翔等首先设法回到清华园，分头烧毁、处理各种秘密文件，接着发出集合指令，要求民先队员迅速撤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一路继续南下，发展组织力量，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沿途播撒抗日救亡火种。杨学诚、蒋南翔等率队南下，于9月初抵达武汉。回到武汉，等于回到家乡，杨学诚的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他带大家在武昌三道街租了几间房子，首先将南下途中建立的济南、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负责同志召集起来，把平津、上海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联络在一起，办补习学校，号召大家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南京沦陷后，流亡到武汉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把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杨学诚等发起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建立30多个宣传队，派往各地宣传抗日。在武昌设立“民先队”办事处，随即将总队部由北平移驻武汉。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12月，省工委举行扩大会议，改组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杨学诚参加临委领导工作，任青委书记（不久改任青年部长），负责领导武汉和全省青年运动。根据省临委的决定，以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民先队为基础，建立青年救国团总团，杨学诚任总团部党团书记。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汉口、宜昌建立了区团部，在全省36个县建有分团部，广泛发展团员，仅武汉地区就达万人之多。

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

　　1938年6月，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学诚赴鄂中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村工作，轻视独立自主开展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杨学诚到鄂中后，即与陶铸一道深入农村，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首先，培养训练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去开展敌后工作。早在1937年12月，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石瑛洽商，派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应城汤池主持“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专门培训抗日骨干。由于陶铸和共产党的影响，训练班效果和成绩显著，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恐惧，迫使陶铸离开训练班，离开汤池。随后，杨学诚实际担负起训练班的主要领导工作，主要以夏家庙为驻地，继续用汤池临时学校的名义在鄂中各地广泛招收爱国青年，办了两期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共300余人。训练班以抗日宣传、军事训练、游击战争准备为主要教学内容。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先后培训600多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参加了抗日斗争，促进了鄂中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杨学诚还千方百计抓武装，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杨学诚在潘家集主持了为期三天的鄂中特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深刻分析了整个抗战的形势，特别是鄂中的形势，提出“全党军事化，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铿锵有力地说道：“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拿起枪去跟日本鬼子干。”

　　会后，他深入各地检查督促落实会议精神情况，在给钟祥县委书记刘慈恺的信中说：“武汉情况紧急，要马上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想方设法搞枪支，准备上山打游击……”县委按照杨学诚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搞枪，从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手里买，从联防队里往外拉，很快就搞到了几百条枪，组建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第四支队。

　　杨学诚尤其重视在工人中发展武装。应城是膏盐矿区密集地，工人多，他就经常深入矿区，发现、培养革命骨干，通过他们去发展党员，组织武装力量。中共党员蔡斯烈，家有三个石膏矿和一个盐矿，作为家族矿业的继承人，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为组建鄂中抗日武装毁家纾难。蔡斯烈按照杨学诚的指示，拿出1000多块银圆，通过各种途径，买到了德国造快慢机一支、驳壳枪一支、勃朗宁小手枪一支和仿制汉阳造步枪四支，子弹半箱，手榴弹十八枚，加上他家原有的一支金陵造小手枪，组成了一支八条枪、十多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有名的“应城八条枪”。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支从八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应抗”的中队、大队、支队，直至成长壮大为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

　　11月21日，日军轰炸应城，国民党县长及县政府弃城逃跑。24日，杨学诚在应城矿区听到轰炸声、枪声，随即与蔡斯烈带着13名矿工，背起“八条枪”，奔赴京山丁家冲，上山打游击，途中会集了邓先柱率领的20余人的工人武装，在丁家冲与陶铸会合。

　　在陶铸、杨学诚等领导、组织下，鄂中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三五条枪、七八条枪队伍如星星之火，高擎抗日大旗，坚持统一战线，逐渐穿珠成串，汇集成强大的革命队伍，把抗日烽火燃遍鄂中各地。李先念在《一年来鄂豫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中写道：“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以28条枪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蔡松荣等同志以八条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解放后，李先念回忆起杨学诚时说：“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个干将！”

维护大局的楷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倾向，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会议还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在敌后不设党的省委，而设省级区党委，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所有长江以北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

　　中原局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1939年1月底，鄂西北区党委在襄樊成立，王翰任书记。2月，鄂中区党委成立于随县长岗店，钱瑛任书记。4月，杨学诚代理鄂中区党委书记。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等率新四军挺进团第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杨学诚及“应抗”第三、第四支队会合。16日，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扩大会议。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创建根据地的六条原则，以及中原局关于整编和扩大鄂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指示。会上，就“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旗帜问题，与会者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意见。李先念力主统一豫南和鄂中部队的领导，这项主张得到了杨学诚的积极支持和赞同。6月19日，会议接到中原局刘少奇、朱理治的电报。电报指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

　　这份来电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议决议将“应抗”等鄂中、豫南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扩大会议对区党委成员作了调整，由陈少敏任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和社会部长，李先念任军事部长，陶铸任统战部长等。杨学诚在会议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需要我们，我们就站出来，响应党的号召，统一整编，打出党的旗帜。”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整编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李先念谈到这段历史曾感慨地说：“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

　　杨学诚的党性原则极强，坚决服从党的指挥，从来都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1940年4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东进，同时在（平汉）路西指挥部，由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8月，进军天西，开辟天（门）潜（江）沔（阳）根据地时，边区党委成立天（门）西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

　　当时在天西有潘殿华、潘尚斌父子率领的地主武装2000余人，盘踞在石家河、带家河、西龙尾山一带，坚持“反共”，态度极其顽固。在杨学诚、刘少卿等带领下，部队从南山出发，在天西向潘氏父子发起进攻，仅三个小时便击溃匪兵，控制石家河一带。随后，在这里建立中共天门县委、京山县委。

　　1942年5月，日军开始进攻浙赣线，为牵制日军的新进攻和扩大第五师的回旋余地，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五师决定发展鄂南地区，创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从南线对武汉进行战略包围态势。8月10日，经请示华中局批准，新四军第五师江南兵团指挥部成立，刘少卿兼任指挥长，杨学诚兼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发展鄂皖边及鄂南地区。鄂南抗日基地的建成，达到了扼控湘鄂赣咽喉，从南线对盘踞武汉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并由此南下湘粤，东进吴越，与皖南、苏南相连接的战略目的。同时，还有力地牵制日军对浙赣线的进攻，对鄂豫边区粉碎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杨学诚是豫鄂边区党委的中坚力量，一直任组织部长和社会部长，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注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经常在《党的生活》《挺进月刊》《七七月刊》上发表文章，如《目前支部的严重现象》《反对党内的中农思想》等文章，对边区和第五师党建工作既有针对性，又有指导性。他经常深入基层具体抓支部建设，要求每个支部都要摸清楚每一名党员的思想状况，把思想工作做通，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抗日事业上，使每个支部都坚强有力，每个党员都成为群众的一面旗帜。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延安听取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工作情况汇报时曾赞扬说：“杨学诚同志在戎马倥偬中还能够找支部书记谈话，具体地一个一个了解支部党员情况，很了不起。”

　　杨学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都献给人民。他曾说：“我也是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这就是他的初心，为此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他因为操劳过度，缺乏营养，在鄂南病倒了。他瘦得不成样子，领导要他休息，他强忍病痛写完了鄂南工作总结，并向干部们作了报告。因为疼痛，他在报告时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大家都劝他下来，他却一直坚持讲完。从此，他就卧床不起了，即便是在病床上，他还是不忘革命，不忘群众，他对护理他的人说：“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不要给我用好药，我给党没有做多少工作，现在又要花人民这么多钱，给我治病，真对不起党。”

　　1944年3月21日，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沉痛电告中共中央、华中局：杨学诚同志于本日七时四十分病故于大悟山以北高家洼，年仅29岁。

　　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是不朽的，杨学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