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6月，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写信给在广东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立即分别去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方党组织和旅日留学生中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6月下旬，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收到李达来信通知以后，就派谁出席党的全国大会代表问题进行了认真地酝酿和讨论。当时，武汉党组织书记包惠僧已去广州，其他在汉党员中，董必武老成持重，阅历丰富，陈潭秋文思敏捷，言辞流利，因此大家一致推举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前往上海参加大会。

　　时值学校放暑假前夕，董必武和陈潭秋还在武汉中学担任教学工作。接到组织安排后，他们抓紧时间，将手头的教学任务完成。7月初，他们收拾行装，满怀希望，乘坐轮船顺流东下前往上海。到达上海，他们被安排住在湖北善后公会会馆。7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与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陆续到达上海法租界的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他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在这里秘密地开起了预备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李公馆（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公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3人，除了武汉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外，还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董必武和陈潭秋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会议第一天，宣布了此次会议的议程，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当马林用英语讲话时，陈潭秋凝神静听，并不时给坐在身边的董必武转译讲话内容。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情况。董必武在与陈潭秋充分交换了意见以后，推举曾担任武汉党组织书记的包惠僧报告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筹备与建设情况，以及武汉地区党团组织与活动情况。第三天以后，大会推举党的纲领、宣言、工作计划的起草人，董必武被推举参与起草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文件初稿。

　　7月27日至29日，参会代表针对党的纲领等问题集中探讨。会议采取民主形式，参会者可以随意发言，各抒己见。在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纲党章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时，董必武和陈潭秋都积极而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陈潭秋说：“我们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前进”，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党内思想斗争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健全、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陈潭秋每次的发言虽然都不长，但是十分中肯。

　　会议进展顺利，但当讨论到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时，代表们发生了意见分歧。董必武和陈潭秋经过充分思考和准备，凭借他们长期的革命经验，坚定地站在大会多数代表一方，使得党的基本纲领得以顺利确立。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发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国焘后来回忆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7月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突袭搜查，会议被迫中断。当晚，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7月31日，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嘉兴南湖是当地的旅游胜地，当日阴雨蒙蒙，给炎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上午10点左右，在湖上的游人都因雨离开后，董必武、陈潭秋和各位代表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一条游船上，继续商讨大会未完成的事项。

　　上午，会议顺利通过了党纲和劳工运动计划。下午，讨论宣言时，又发生了一些小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怎样对待孙中山。包惠僧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北洋军阀一样，甚至可能比其他北洋军阀更加危险，反对与孙中山联合。许多同志同意包惠僧的意见，出身同盟会的董必武却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情感。他认为不能拿其他北洋军阀与孙中山相提并论，两者间没有可比性；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方式方法虽有不足，但是其从事革命的坚定意志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孙中山的思想观点也有很大的进步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存在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所以应当与孙中山合作，共同革命。

　　陈潭秋反对包惠僧的意见，对董必武的看法表示赞同。他主张坚持与军阀政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主张应将北京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区别对待。陈潭秋明确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对阶级统治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陈潭秋的发言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个思想虽然当时未被大会接受，但是中共三大以后就显示出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多年以后，包惠僧在一篇回忆陈潭秋的文章中说：“他这样的意见，在今天说来，自然是明白易懂。但是在我们党创立时期，我们的同志都没有政治经验，我们只知道阶级斗争，只知道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没有理解到共产党可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所以烈士的见解，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筹。”

　　会议期间，董必武、陈潭秋还积极和各地代表联系，交换意见。陈潭秋认为：“会前会后的交谈与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更为重要，更为深入。”有趣的是，最后一天这场争论双方的代表都是湖北人。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确定把宣言交给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不少代表从赞同包惠僧的意见转向赞同董必武和陈潭秋的意见，会议最后实际上折中地吸纳了双方的意见，一方面会议决议主张“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另一方面会议确定的方针又提出“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的、区别的对待，但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的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任命陈独秀担任中央局总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管理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大会开至晚上6点，宣告圆满结束。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之后，董必武和陈潭秋返回武汉。他们立即召集武汉党组织成员开会，向他们传达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决议内容和工作部署，并着手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支持和推动各种革命斗争。不久，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成立分部，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风起云涌，武汉及湖北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