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

板仓杨寓遇知己

2015/11/02

  据清宣统《长桥柳氏族谱》载,柳氏系长沙望族,其鼻祖为“坐怀不乱”的“和圣”柳下惠。元大德年间,柳下惠后裔柳庆叟由湖南浏阳徙居长沙长桥沙溪塘山(今长沙县星沙镇泉塘街道长桥社区沙溪组),为长桥柳氏开宗之祖。从派系诗“昌世廷先启,正大克树家”来看,“克”字派为长桥柳氏第十八代孙,故柳直荀派名克明,乳名明伢子,家人和乡邻常称他为“明哥”。父亲为“大”字派,本名柳大谧,字午亭,且柳午亭成为其常用名。
  据柳午亭1946年所撰《自传》中说,其祖祖辈辈“皆习科举之业”,“每代专做教书的工作”。“先世居长桥之白马嘴有一个时期,稍有田产。至曾祖父因负债受逼,将其住宅及田产全寄卖去,遂成赤贫。祖父南阶公以教书积资所得,又购置方塘冲之住宅并田租十一石建十屋。”“我父襄丞公家居授徒近四十年。”世代书香,家学渊源。
  21岁的柳午亭又子承父业,其教书生涯与长子柳直荀生年同步。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在省城长沙做了5年家塾教师后,柳午亭辞去教职,考入实行新学的南京陆师学堂,希望能为国家整军经武、逐步强盛贡献一份力量。可修学刚满一年,他就对学堂诸事“深感失望”,愤而退学。
  柳午亭与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李肖聃(李淑一之父)为“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挚友,3人于1903年春一道东渡日本,寻求兴邦之道。临行前,杨昌济改名怀中,意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从长沙乘船启程同行的湖南30多名留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蹈海自杀的爱国志士陈天华,以33岁的杨昌济年龄最大,学识也最渊博,故被大家尊称为“怀翁”。
  在日本留学期间,柳午亭曾陪同在日本进行“排满革命”的长沙老乡黄兴会晤孙中山,使得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他还曾向同乡、八拳宗师王润生学得八拳绝技,击败日本柔道家吉田道次而轰动扶桑。
  经济学本科毕业、法律学研究生肄业的柳午亭,1913年应湘督谭延闿电促回国后,见民国政府换汤不换药,大失所望。他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便揣着司法总长梁启超颁发的《大律师证书》,从京城回到方塘冲,隐居乡间,译文教书。虽然他也教过日语,但更多时间教的是体育,曾任湖南大学及湘雅医学院体育教授,体育和武术理论研究及实践反倒成了他的专业。
  在当地人们眼中,东乡两家出了两个志趣相投、不愿做官的“怪人”,一个是柳午亭,另一个便是杨昌济。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主攻教育学。后去英国修学,专攻哲学、伦理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等国,深受西方文化熏陶。1913年春归国后,杨昌济胸怀“欲栽大木拄长天”之志,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他将家从板仓冲搬到长沙城,还将一块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挂在寓所门上,被人称为“板仓先生”。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周围。
  杨昌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伦理学教员讲授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老师的课,而且假日课余时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年级的同学去“板仓杨”寓,求学聆教,讨论问题。
  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来日的栋梁之才。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对这位“农家”学子的家世和履历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并作出了“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这也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
  与毛泽东相同的是,小他5岁的柳直荀这时也正处于求学探索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13岁的柳直荀走出家门,到两三公里外的高桥新办的国民学校读高小六年级,这里没有了私塾中死读经书的沉闷,没有了束缚学生的清规戒律,柳直荀感到视野开阔了很多。远在日本的父亲多次给他写信,宣传欲求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民主主义思想,鼓励他精通学艺,锻炼体魄,“将来做改造社会之健将”。父亲的鼓励,给了他强大的学习动力。
  1912年1月1日,柳午亭在日本会晤过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柳直荀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充满了敬意,对肇建民国的功臣黄兴则更是引以为豪。可不久,政权便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这些变故,让幼小的柳直荀看得眼花缭乱。不过,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人们都说的“皇帝没了”。是年秋,柳直荀考入长沙的广益中学。
  路,在少年柳直荀的脚下延伸。他肩挑简单的行囊和书籍,搭着轮船,风尘仆仆地赶往他所向往的省城长沙。夕阳的余晖把湘江染得血红,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船卸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正准备下轮船时,柳直荀突然看到,一艘悬挂着膏药旗的快艇长驱直入,将躲避不及的一只小划子撞翻,快艇上的日兵发出一串浪笑。轮船码头上,几个洋监工手持木棍、皮鞭,正呵斥、驱赶着光着膀子扛着“猪肉”、“猪鬃”等字样箱、筐的中国苦力——这就是号称开风气之先的长沙留给柳直荀的第一印象,这也给他上了生动的第一课。“我们中华民国,这是怎么了?”他嘴里喃喃着,心里疑惑不解:“父亲留学的日本,怎么是这样的呢?日本人凭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这样野蛮无理呢?”
  从乡村来到城市,成为柳直荀人生的转折点,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在这更加广阔的新天地里,他认真学习数学、地理、自然常识等新鲜课程,逐渐接触了时事,还经常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与如今的有些学生住在学区房不同,柳直荀和他的大弟柳瑟虎一起,就寄居在“板仓杨”寓,不仅不用付一毛钱房租,还有一个免费的“家庭教师”。当时是否兴补课不得而知,但近朱者赤,柳直荀得到杨先生很多指教,并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过从甚密,情同手足。
  “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杨昌济,“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其爱国之烈、学问之深,远非村学究所能比拟。他“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注重从世界观引导学生,当然也影响到了柳直荀。杨昌济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对其宣传也不遗余力。他不仅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撰稿,还订上好几份,分送给各班最优秀的学生。柳直荀也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当刊物送到杨昌济之处时,他总是抢先拿起一本,聚精会神地从头读到尾,他尤其喜欢阅读李大钊和鲁迅的文章。当读到李大钊《青春》中“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把一个行将死亡的中国改造成一个青春的新国家的呼吁时,柳直荀不禁击节叫好,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
  “板仓杨”寓,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学子聚会的大本营。他们常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到这里,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天,有时还在这里蹭饭。
  他们的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吸引着柳直荀,他们开始只是悄悄地坐在旁边当“旁听生”,聚精会神地谛听“大学生”们高谈阔论。可时间一长,毛泽东等人的崇高品德、远大抱负和真知灼见,使柳直荀深受熏陶、启发和教育,他开始由敬佩和仰慕到逐步融入其中。他们在一起谈论时事,抨击时政,畅谈人生,交流心得体会,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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