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

南昌城头举义旗

2015/11/02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也阴谋“清共”,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此形势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没能作出挽救革命危机的正确决策,但这一届常委会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正确的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之后周恩来还曾任代理中央常委。
  在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周恩来等人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力量颇为强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掌握的叶挺部队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的主力还远在河南。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都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拒绝。一向态度平和、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和他来了一场正面交锋。
  为了给武装斗争准备革命骨干力量,以周恩来为部长的中央军事部作出决定,将被陈独秀强迫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干部,湖南、湖北的工农运动领袖,都送到贺龙的部队保护起来。毛泽东亲自选派柳直荀和郭亮等几十名湖南的党员,编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随军“东征讨蒋”,前往九江。柳直荀在第二十军总部担任政治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成为起义后成立的中央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农工委员会成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
  当时在南昌,工运和农运工作还不可能马上开展。周恩来就要柳直荀和郭亮到起义部队,做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安定军心,鼓舞士气。他们深入士兵中,宣传革命,启发觉悟,深受欢迎。贺龙的部队多数是湖南人,柳直荀和郭亮从湖南的工农运动讲起,讲到马日事变,讲到十万农军围攻长沙,最后讲到工人农民为什么要掌握枪杆子。官兵们听了这两个湖南老乡的讲话,感到格外亲切,深为激动,极为振奋,斗志大增。
  8月3日,柳直荀给大弟柳瑟虎写信报平安,信中还说:“我来南昌已久,日内又将他去。”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柳直荀和郭亮随周逸群任师长、徐特立任党代表的第二十军第三师一起南下,向广东进发。他们边行军边与部队干部一起做巩固部队的工作。9月底,部队在潮汕一带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攻击。柳直荀和郭亮等17人突围出来,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接着又遭遇反动民团的袭击,经过一番苦战,最后只剩下7人,短枪3只。他们翻山越岭,绕道而行,到达普宁,终于找到部队。周恩来指示他们先到香港,再去上海。
  柳直荀和郭亮等一行7人离开普宁,来到海滨市镇甲子港,雇了一只机帆船沿江而下,计划在韩江港换船去香港,不料误上“贼船”,海盗在给他们喝的茶水中放了蒙汗药。待他们从昏昏沉睡中醒过来时,发现每人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反绑在一只小舢板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抢劫一空。他们挣扎着,用牙齿咬开手上的绳子。
  柳直荀揉着被捆绑得麻木了的手,打趣地说:“同志们,那船老板晓得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把我们送进大海,叫我们追随恩格斯,还给了我们每人一条绳索。”郭亮接过话头说:“直荀,你说错了。我们把这绳索解开,就不是得到了绳索,而是失去了锁链,这正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们似乎感到共产主义在大海上“徘徊”,大家的情绪不断高涨起来。
  就靠着这破旧的小舢板,他们在茫茫大海上漂了三天三夜。他们又冷又饿,身上的皮肤被海水泡烂,几乎快要昏迷过去,但仍坚持用无力的手舀着船舱里灌进的积水。郭亮用手抹去脸上的海水,对柳直荀说:“我们可比毛泽东又多有一些享受了。”“多享受了什么?”“海水浴呀!他还要羡慕我们呢!”说着,一个浪头打过来,小船又一次钻进海浪里,又一次被海浪抛出来。
  突然,他们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我们有救了!”大家不禁欢呼起来。原来,这是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商船。柳直荀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英轮喊话,编了一套商人遇盗的经历。这样,他们才被搭救上船,到了越南的西贡,后又经过一番周折,才坐船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们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终于在11月初来到上海。此时的7个人个个面黄肌瘦,形容憔悴。柳直荀“患胆气病及咳嗽颇剧”,郭亮“亦患病甚剧,同病相怜”,不得不住进了一家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医院。
  几天后,周恩来拖着病体来到医院,会见了柳直荀和郭亮,兴奋地说:“自广东分手之后,就不知你们的下落了。毛泽东同志前不久还捎信来打听你们哩,叫一定要找到你们。今天可把你们盼到了!”周恩来紧紧握着他们的手,热情地勉励说:“革命要胜利,也必定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了不要沮丧,要有赢得胜利的信心,要快快乐乐地继续战斗。”周恩来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特别谈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家听了极为高兴,纷纷要求党中央安排工作。
  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当时党已处于秘密状态,会议决定“实行中央常委集权”,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将部改为科,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有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等科和妇委。周恩来后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兼军事科科长。柳直荀任调查科科长,仍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1928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湘西北特委,由正在汉口负责湖北省委工作的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赴湘鄂边“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后因郭亮又被委任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改由周逸群任湘西北特委书记。柳直荀、徐特立因事未能成行。贺龙、周逸群等先离沪赴汉,后又从汉口坐小火轮沿长江西行,准备“直放津市”。他们途经监利时,在观音洲上岸,领导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拉开了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柳直荀遗憾地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而更感痛惜的是,他与郭亮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竟错过了再次见面的机会,永远留在他记忆中的是这样一幕场景——那还是他们海上脱险后来到上海的时候,郭亮穿上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扮成商人模样,准备启程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周恩来与柳直荀为他送行。摆弄着自己的这副装扮,郭亮笑着说:“昨天没有葬身鱼腹,今日却长袍马褂加身了!”柳直荀也打趣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发了大财,可别忘了接我们呷武昌鱼啰!”分手时,周恩来与柳直荀同祝他“生意兴隆!”可谁曾料到,这竟是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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