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战线巧周旋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建立起秘密的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各主要省委、特委、前委的地下工作系统。1927年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军事部（科）负责秘密机关与联络点的设立等具体工作，并派遣军事干部到各地加强领导，指导工作。
　　根据党组织安排，柳直荀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往于上海与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之间，进行地下联络工作。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的特务、密探多如牛毛。柳直荀担任的工作，除了检查、巡视外，还要传递党的机要文件，十分危险，但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履险如夷，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期间，柳直荀还参与组织了渭华起义。
　　1928年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柳直荀到河南唐河县，与冯玉祥的南路军副司令邓宝珊商谈创办军官教导团事宜，计划借机“武装一千工农”。在鄂豫两省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在唐河县城建立起军官教导总队，下编5个大队，大队长、区队长和学员多是各地党组织所选送，为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唐河期间，柳直荀还实地考察了唐南地主庄园和农村状况，并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豫南、鄂北一带社会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状况，他们普遍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为党组织的立足与发展准备了丰厚土壤。
　　同年3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上海秘密约见柳直荀，告诉他已与周恩来、任弼时、罗迈（李维汉）商定，派他与尚未加入中共但矢志支持党的事业的杨度，潜往苏南太湖九县乡镇，做联络革命力量的工作，为以后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掩护和接应奠定基础。
　　柳直荀化名柳志远扮作药材商，杨度则仍用原名原身份借以掩护同伴。他俩到江苏无锡堰桥后，在杨度的朋友家住下。杨度年岁较大，体力也差，平日外出联络大都由柳直荀出面。他和严朴（陆定一岳父）等共产党人接上了头，几个月里就恢复了20几个乡镇农会的部分活动，还在纺织工人集中的吴江县盛泽镇建立起3个工友文化补习班（实为我党的外围组织）。柳直荀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并将他作为赤化分子准备加以拘捕。得到一个同情革命者的绅士的通风报信后，柳直荀由两个工友带路，抄小路逃到太湖边的芦荡深处隐蔽起来，尔后几经辗转安全脱险。
　　后来，柳直荀又化名刘湘杰，辗转来到江苏武进县漕桥镇，与当地地下党小组很快接上关系，开展发动民众的工作。柳直荀以在私立吴氏小学代课作为掩护，还借助开明绅士、瞿秋白表兄薛迪功的名义，得以在武进立足，在漕桥、鸣凤、郑陆、皇塘、卜弋桥等乡镇摸底，联络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重新集结革命力量。不久，柳直荀被敌人发觉并悬赏缉拿。薛迪功机警地将柳直荀藏到一口空寿棺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后又送他登上附近古运河码头上的乌篷船。柳直荀经水路至无锡北门码头，下船后又去火车站登车去上海，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在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柳直荀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他想到一个已婚男人独居很容易惹人怀疑，便在住处窗户前时常晾些女人、小孩的衣服，以给敌人的密探造成一种错觉。在与人交往中，他也常常多留一个心眼。一次，他在上海街头碰见一个原雅礼大学的同学。这个人很是热情，拉他进一家餐馆，说是要好好叙谈叙谈。可刚坐下，他就又说要出去办点小事马上回来。柳直荀警惕起来，躲到马路对面的店铺观察动静。不一会儿，那人的身后竟然跟着几个警察。柳直荀机警地穿过里弄，登上电车，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十分有限，柳直荀就给多家报馆翻译外文资料，还收集中国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资料，译成英文出版，从中获得一些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使用。同时，这也是一种职业掩护，让人认为他是一个以翻译为生而“不过问政治”的自由职业者。在这期间，柳直荀还刻苦自修了日语和俄语。
　　柳直荀以“高方”（源于其家乡高桥方塘冲）为笔名，翻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一文，刊登在上海出版的《现代中国》杂志第2卷第3号，并写信要大弟柳瑟虎买该期杂志寄李淑一保存。他翻译的美国优生学家威廉·鲁滨生所著《优生学与婚姻》一书，1928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印行，翌年3月再版。
　　另据谢觉哉1945年1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在上海见直荀同志用英文著《脸谱》一书，知其爱好艺术。”他还收集了200多个中国戏剧脸谱。柳直荀在天津的同事回忆说：“柳直荀不仅中文底子厚实，且通英、法、日文。”其所著“《中国戏剧脸谱》用法文出版，印数几百本”。该书到底是用英文还是法文出版成为一个谜，迄今也尚未发现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