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

　　三

　　1926年春，沈泽民担任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的翻译，随同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其时，该校讲课都用英文，沈泽民与张闻天、吴黎平（吴亮平）等同编在翻译班，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1927年，他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
　　由于不懂得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失败后的实践缺乏深刻的了解，沈泽民这时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曾对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及主要任务作了片面的理解；被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认为是中国党内理论“较强的同志”。但他与王明有区别，据吴亮平回忆：“泽民和张闻天都反对王明的宗派活动”，“有谆谆长者之称”。他还说：“泽民和闻天与人为善，对己能不断地修正错误，坚持真理，都是正派的好共产党员，和王明有本质的区别。”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沈泽民担任大会翻译工作。会后，他和张闻天考取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研究生，学习约两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之当时生活条件差，不久，他患了肺病，但仍坚持学习。
　　1930年10月，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化名李清扬，取道法国，乘邮船回国，协助瞿秋白于11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时，他还写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有它正确的方面，如指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是混淆了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已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所以他提议在革命政权开始建立的时候，就立刻开始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经过中间阶段”。同时指出了李立三在革命动力问题和组织问题等方面的错误；进一步分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这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冒险拼命的情绪反映到党的政治领导中来，不愿意做艰难困苦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工作，希望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由于冒险的行动获得暴动的胜利，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
　　尽管如此，但沈泽民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反映出的新的“左”倾错误也是很明显的。例如，他没有看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已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纠正和停止了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反，他在文章中却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各地依然“继续以前的”李立三错误，“就是中央自身的策略指导也不能开始真正的转变”。尤其是他认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不是“左”，而是“用‘左’倾的辞句掩盖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在以反右倾为主要任务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仍然是反右倾斗争的主要内容”。这说明，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取得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沈泽民也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长3个月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毋庸讳言，沈泽民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打着“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的旗号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同他一起被派去的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人。3月中旬，张国焘、陈昌浩在顾顺章的护送下，从沪搭船经汉口前往黄安（现湖北省红安县），进入鄂豫皖苏区。沈泽民和张琴秋则于4月初坐火车到蚌埠后，改乘轮船去正阳关，4月中旬到达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
　　金家寨是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沈泽民初到特委时，工作还比较谨慎，常找特委、县委和区干部及红十二师指战员谈话，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认为，苏区干部“政治上都很好，诚恳虚心”。并赞扬“红军十二师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当他了解到红十二师还帮助地方建立武装近3000人时，很重视这一成就，极力推广这一经验，并抓了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的工作，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和扩大红军主力。当时正值春荒，他立即和皖西北特委研究办法，采取措施，让红十二师在产粮的霍区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粮食10万担，救济群众；同时发动生产自救。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红军作战”。他根据商城有药材、金寨有竹木扫帚和纸、苏家埠一带有茶等土产，以及国民党每年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在30万元以上等情况，强调提出：“要发展土特产，才能发展苏区。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税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