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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

发布日期: 2016-04-25 来源: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西乡县钟家沟地区时,前敌委员会召开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7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委,曾中生为省委委员。2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庸,曾中生参加了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6月23日,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县新场坝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任务。
  省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10月下旬,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耀,改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共5个军,很快发展到8万余人,建立了巴中市和22个县、拥有500万人口地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在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军事科学、总结红军作战经验中去。7月初,曾中生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对四川军阀的情况,红军的作战要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将红军作战要点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这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战术和指挥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8月初,曾中生又为红四方面军起草了《游击战争要诀》一文,这是指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文件。全文共分3个部分:第一,总结;第二,游击战争通则;第三,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关于游击战争通则,明确指出了不攻坚、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具体结合、发动群余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16条规定。
  就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站稳了脚跟之时,张国焘却下决心要“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为此,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蔑为“右派”、“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秘密杀害,宣布开除了刘杞的党籍。同时,还长期关押和软禁了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为进一步迫害曾中生扫清了“障碍”。
  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陈昌浩的《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他狂妄的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必须执行纪律。”并宣布撤消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正在为红四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的曾中生非法逮捕关押,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待在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不屈服于张国焘的淫威,遂被长期监禁关押。
  在战场上负过重伤的曾中生,现在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仍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被关押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曾中生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他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的历次作战经验,在一盏小小的桐油灯下,夜以继日地撰文著书,终于完成了3万余字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一重要的军事著作。在书中,曾中生以鄂豫皖反“围辅”所采取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和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互相配合的经验,系统总结出10种反“围剿”战法:(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的作战;(10)突出外线的攻击。这些作战方法,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
  同时,曾中生根据历来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10种“围剿”战法,为红军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我军建设和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曾中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因为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指导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
  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欢迎曾中生的这本小册子,他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指挥战斗的教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红九军政治部分别于1933年10月2日、1934年3月24日、1934年5月8日先后3次印刷,广为传播。这本军事著作,随着广大指战员带到了延安,为毛泽东1936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但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胜利大有希望,并决心等见到党中央,好好呈述过去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党中央领导人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后,就指名要见曾中生。这时,张国焘正依仗人多、兵多、枪多,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害怕曾中生向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也不许他同中央领导人见面,并采取杀人灭口的毒辣手段,于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害死。接着又让人在卓克基南面故意大声喊叫:“曾中生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呀!”还故意让武装人员到附近的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便造谣说:“曾中生通敌,被掉进河里淹死了。”
  由于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当时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已被杀害,对他的生命安全,仍十分关心。1936年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地方组织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林育英还特别提出,要对廖承志、曾中生“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可此时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杀害半年多了。
  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曾中生的亲密战友刘伯承赞扬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徐向前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也较行,同时比较全面。”曾中生同志是我党早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活动家。
  曾中生牺牲时,年仅35岁。他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载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张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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