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党史>鸾翔楚天——周恩来在湖北

第八章 梦萦三峡

2015/01/19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4个指头:“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惊涛是你的气慨。
  你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
  挽起高山大海。
  我们赞美长江,
  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
  你有母亲的情怀。
  ……
  
  一首《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的磅礴气势,道出了赤子的眷恋情怀!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她的哺育下,炎黄子孙从蛮荒走向了文明。
  然而,她有时却那么桀骛不驯,放荡不羁,给沿江两岸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和悲苦。
  1954年,长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两年前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三次用太平口进洪闸分流洪水,勉强保住了荆江大堤,保住了中南重镇武汉。
  然而,长江、汉江64处堤防溃口,江汉平原一片汪洋!
  1954年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地区受灾人口1880万人,淹死3.3万人,受灾农田4755万亩,毁坏房屋4271万多间,京广铁路 100天不能正常通车……
  据说毛泽东在看灾情报告时,悲恸得放声大哭,以至于卫士们纷纷冲进房间,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
  周恩来没有听见毛泽东的哭声。因为早在4月,他就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重要会议,时间长达近3个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他折冲樽俎,为会议的成功起了特殊作用。杰出的外交才干,使第一次参加国际重大会议的周恩来,赢得了“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的美誉。
  在艰难的谈判中,周恩来并不乏轻松的时刻、浪漫的情调。会议期间,他收到邓颖超寄来的一片红叶后,也采集几朵芍药、蝴蝶花寄回北京。花叶代书,伉俪情深。
  直到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周恩来才率团回到北京。这时,发生在南中国的洪水还远未消退。周恩来立即投入组织救济灾民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同时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长江的治本之策。
  这也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问题。是年年末,他在广州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后,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来到武汉。
  视察完遭受洪水劫难的灾区,三位共和国领袖心情无比沉重。他们召集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商讨如何对付以后的洪水。
  关于长江的治理,毛泽东已有了一个设想。那还是在1953年,毛泽东视察武汉时,就约请林一山到“长江”舰上,共同探讨长江治水大计。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既然修那么多支流水库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那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气魄,第一次提出了三峡工程的设想。
  1954年的大水,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变成了一种热望。他要与他的战友再会林一山。
  11月26日晚,一列火车从武汉开出,向北驶去。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灯光明亮。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正专注地听取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的问题。
  林一山认为三峡工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他说,长委已在三斗坪找到了新的坝区。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三斗坪附近的地质状况。
  车厢外朔风凛冽,寒气袭人,车厢里气氛却十分热烈。三峡工程汇报后,几位领袖又围绕开发大自然造福人类的话题,开始了海阔天空的交谈。
  周恩来撩起窗帘的一角,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如梦如幻地闪烁着。这是万簌俱寂、大地入梦的时候。
  三峡,那美丽、奇异、险峻的峡谷,多少人曾为她梦萦魂绕啊!
  本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的一位伟人完成了一部历史巨著《建国方略》,第一次提出了在长江三峡筑坝的设想,第一次提出了用三峡水力资源发电的计划。他就是梦断三峡的先行者——孙中山。尽管他一生没有去过三峡。
  萨凡奇,世界著名的大坝设计师。1944年,当中日战争的炮火还在纷飞的时候,满头银发的他就一路风尘来到中国,开始了三峡大坝设计的早期论证。这位热爱中国历史、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人,竟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勘察中日军队对峙的前线一一南津关,写成了著名的《萨凡奇计划》。他把三峡工程称作“空前伟大的工程”。他动情地对记者说:如果上帝给我以时日,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车厢里海阔天空的话题,又不知不觉回到了三峡。
  三峡工程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回北京后,给布尔加宁拍个电报,希望他们派第一流的专家来。
  周恩来点头应答,随即就规划、地质、测量、施工等各方面所需专家的数量,与林一山进行了探讨。
  在京汉铁路夜行的列车上,三峡工程由毛泽东的个人设想变成了领导集体的共识。
  1956年夏天,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武汉。他对这座城市格外钟情,以至于建国后多次来到这里,有时一住几个月。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已没有1954年那般沉重。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工商业蓬勃发展,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临,农村欣欣向荣,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竣工在即,天堑变通途就要成为现实……这一切,怎能不让他舒心畅快?
  他这回到武汉,先后三次畅游长江,写下了那首气魄宏大、神思飞扬的传世之作: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日:
  逝者如斯夫!
  凤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是以军事战略家的气魄提出了三峡工程的设想,那么此时,他就是以诗人的浪漫勾勒出征服长江的蓝图。
  诗情勃发的毛泽东曾诙谐地对林一山说:“你看,你能不能找个人替代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修三峡大坝?!”
  诗是浪漫的,把浪漫的诗化为现实却是艰难的。
  毛泽东为三峡工程谱写了充满诗意的梦幻曲,周恩来将承担起建筑师的重任,把三峡工程还原成凝固的音乐。
  曾经以一部《西行漫记》而闻名世界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着长期而深厚的友谊。他曾以记者和作家的敏锐和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气质、志趣和特点: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驰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
  “周恩来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应该说,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构筑了一个恢宏的思想体系,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理论财富。而周恩来则维护和完善毛泽东的思想,忠实地把他的理论与思想变为现实。
  他们各自独特而杰出的政治品格、文化气质,形成了天造地合的互补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长期密切合作的前提。
  周恩来担负起了三峡工程具体而繁杂的领导工作。在他的运筹下,各个方面如一台性能良好的机器,精密而有效地运转起来。
  1954年12月底,一封来自苏联的外交函电送到总理办公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给周恩来回电,同意派出苏联水利专家支援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建设,第一批12名专家将立即启程来华。
  此时的中苏关系,是处于友好的支援合作“蜜月”期。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工地上,时时闪现苏联专家的身影,苏联的电影、歌曲、服饰,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
  苏联同意派专家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周恩来比常人考虑得更多。他最关心的是这些专家的实际水乎,他希望能来一支高水准的专家队伍,胜任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科研和设计任务。
  几十年后,曾经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共同工作5年之久的林一山回忆说:“这批专家,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态度谦逊,的确是属于第一流的专家。”
  1955年3月以后,苏联专家陆续抵达武汉。几个月的勘察,收获甚丰。短暂的时间内,苏联专家提出了初步方案,即以重庆上游 40公里处的猫儿峡枢纽为长江防洪重点的猫儿峡方案。
  苏联的猫儿峡方案与中国的三峡方案对立。这个棘手的矛盾,只有周恩来亲自调解了。
  周恩来似乎天生就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化干戈为玉帛。
  1955年底,周恩来请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到北京开会。
  周恩来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围绕长江治理战略重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真听取了双方不同的意见。
  周恩来当然是赞同三峡方案的,但要说服苏联专家,还得一番艺术和技巧。
  周恩来首先高度赞扬苏联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坦城的态度和高效率的工作,认为这是双方搞好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基础。接着,他便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商量: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紧迫,猫儿峡枢纽距防洪重点太远,三峡工程却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是不是应成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平易谦和,有理有节的调解,使中苏专家统一了思想,投入到三峡勘察设计工作中。
  然而,在三峡坝址的问题上,中苏专家之间又发生了争论。
  长委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长期勘察研究,认为三斗坪一带为花岗岩地质,比石灰岩地质的南津关更适合作大坝坝址,因而否定丫萨凡奇40年代作的建坝南津关的论断。苏联专家却认为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工程师,不能轻易改变原来的方案。
  争沦又摆到了周恩来的面前。这次,他显得更加慎重。
  由于萨凡奇在世界建坝史上的辉煌成就,周恩来不能轻易裁断谁的方案更好。他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说:萨凡奇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要多花一些力量,要有材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才能说服萨凡奇。
  周恩来让中国专家明白了,要挑战世界权威,就要拿出超越权威的依据和方案。
  中国专家经过反复勘察论证,提出了三斗坪一葛洲坝组合方案。
  一拨又一拨的苏联专家也在认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地质条件、施工条件以及各项经济指标等方面综合比较,三斗坪一葛洲坝方案比南津关方案优越。
  中苏专家的第二轮争论就此结束。
  1959年夏,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在参天大树环绕的庐山草坪上,周恩来会见了林一山和第二任苏联专家组组长巴克塞也夫。
  周恩来问三峡工程设计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胸有成竹的巴克塞也夫果断地说:“现在就可以做施工准备。”
  周恩来高兴地笑了。
  就在中苏专家进行严密科学论证的同时,三峡工程提上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议程。
  对于中国人来讲,1958年是充满奇思妙想和战天斗地豪情的狂热年份。承接1957年冬天大跃进的序曲,1958年一开年的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就使大跃进迅速升温。
  在一派热火朝天的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却是出奇的冷静和慎重。
  在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工程时,赞成和不赞成三峡工程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分别在会上进行了汇报。用李锐的话说,这是一场“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
  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周恩来谦虚地说。
  一旁的刘少奇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好吧!我来管。”周恩来笑着点头。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4个手指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为了中央的嘱托,周恩来挑起了治理长江的重任,开始了更为繁忙的奔波和劳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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