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门人民的儿子——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开国将军范忠祥

　　范忠祥（1911—1993），天门杨林街道办事处聂范村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的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反日寇夏季、秋季“扫荡”，黄土岭战役等无数次大小战役、战斗，曾率领一二○师特务团，配合杨成武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部队，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受到毛主席和贺龙、聂荣臻元帅的通令嘉奖。解放战争时期，任山西交城军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青海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3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一

　　父亲范忠祥的名字总是和1955年9月被授予开国将帅的1052名战将们连在一起。

　　父亲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运动，曾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队长。1932年5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从湘西转战到洪湖地区时，父亲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60多名乡赤卫队员参加了红三军八师二十四团。

　　入伍后，父亲因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故仅仅3年多时间，就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政委、团总支书记干到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政委黄文榜牺牲，时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父亲，又受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指派，临危受命接任该团政委，并与团长张鸿卿一起，率部参加了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历尽千辛万苦，走过雪山草地，终于抵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父亲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一向正直、刚毅、忠厚，能吃苦，能打硬仗。然而，他生前却很少与家里孩子讲那些在残酷战争中的经历以及多次负战伤的情况。后来，我在撰写一篇悼念文章时，采访了父亲红军时期交往最多的两位老领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廖汉生副委员长、后勤学院杨秀山院长，还是他们与我讲了父亲的许多往事：1934年2月，在湖南龙山县茨岩塘的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每天还要行军打仗，重伤员一般都是给两块银元，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很有可能找不到部队而脱离革命。当组织上要安置他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要银元，我要革命，就是爬，也要跟着队伍。”一连3个多月，部队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父亲拄着个棍子，硬是咬着牙跟着部队行动。他伤口化脓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就把蛆洗掉继续走。父亲左肩上的残疾，就是这次战斗落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父亲这种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在红军部队中传为佳话，同时对我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人民军队革命传统教育。

二

　　父亲为人非常正派，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的进步升迁谋利。记得1985年5月全军精简整编、裁军百万期间，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当时已在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8年、职务已到副团职的我，面临大军区撤并、个人去留未定的考验。当时我多次打电话给父亲，希望父亲与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延安中央党校住一个窑洞3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叔叔说一声，安排我到野战部队任职。父亲听后不仅没同意，反而多次叮嘱我，你也是当了10多年的老兵了，是走是留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就在我准备专业回京时，福州军区宣传部部长陈嘉禄，经请示军区政治部刘波主任同意，按照组织程序积极向总政宣传部推荐，经考核后使我有幸调到了总政宣传部教育处工作。对此，我回京后，父亲又追问我许多次，说是不是背着我找谁了，后得知是组织安排的才不再吭声。

　　1986年11月，我调入总政宣传部工作后，于1988年6月晋升为正团职干事，先后在总政机关任正团职干事、副师职干事和副局长达10年时间。父亲除了有时问问我工作的情况外，很少提及他在总政有什么熟人可以关照一下我。

　　1987年初，父亲开始撰写回忆录，每逢星期天我都要赶回家给父亲录音并记录。一次，在讲到1935年3月红二军团在宣恩打伏击，父亲所在的红十八团配合主力在中堡地区歼灭了国民党41师并生俘敌总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的战斗经过时，他突然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我跟你们总政余秋里主任是老战友吗？当时我和余秋里在一个团里工作，余秋里任六师十八团政委，我任十八团总支书记。余在这次战斗中腿部受伤，还是我带人抬担架把他送到军团卫生部的。之后，我接任了十八团政委。几个月后我也在战斗中负重伤，差点儿提前见马克思了，又是余秋里回来接替我继续任十八团政委。”看到父亲兴奋并陷入深深的回忆，我大胆向父亲提出，你能带我到余主任家里看看首长吗？或许是那天久远的回忆勾起了父亲难以忘怀的战争岁月及老战友情谊，父亲很干脆地说，当然可以，叫车，现在就去！

　　就这样，我随父亲当天就来到余秋里主任家。因没有事先联系，在门口警卫处等了半个小时。当余主任出来在客厅见到父亲时，余非常高兴，大声说，范司令啊，好多年没见了，还好吧？眼见父亲和余秋里主任那种只有在战火中才可能凝练的神情，我激动得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

　　两位老战友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始终没有向余秋里主任介绍我是谁。会见结束临出门时，余主任问父亲，这是你儿子吧，在哪当兵？父亲回答，就在你手下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余主任听后又问我，你是哪年调到总政的，怎么也不找我啊！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我，不要通过秘书。余主任还专门告诉我，他虽然平时在中南海上班，但每星期都会来大楼开会的。

　　自从见了余秋里主任，父亲多次提醒我，不管有事没事，特别是个人的事，绝对不允许找余秋里主任，有事可以向直接领导汇报，按组织程序办事。后来我1987年5月在参加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会务工作期间，余秋里主任见到我还专门把我叫过去，带他向父亲问好，并又问我有没有事，我都严格按父亲交代的，从来没有就个人进步问题找过余主任。

　　1987年底，余秋里主任退出领导岗位，杨白冰接任总政治部主任。一次回家，父亲告诉我，他跟杨白冰主任也很熟。杨是1979年4月从成都军区调到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父亲在那段时期，同样受到迫害，被非法关押达5年之久。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一批红二方面干部重新任职，父亲也由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改任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可能经常到军区开会以及工作上的往来，加之“文革”受迫害又有共同语言，所以两人很谈得来，感情也很融洽。杨当北京军区政委后，过年慰问来我们家好几次。

　　在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5年间，只有一次即1991年9月修改《全军干部理论学习七项规定》（送审稿），我到办公厅政研室主任吴秀永处，正巧碰上杨秘书长找吴。吴向首长介绍，这是宣传部范干事，是北京军区炮兵老司令的儿子。杨听后愣了一下。问我：你是范忠祥的儿子？没听你部里领导说过呀！还问我，你是正团干事还是副师干事？我回答任正团职干事3年多了。他听后说，你怎么也没有找我呢？我说，首长我没有什么事。杨特意交代，我跟你爸爸感情很好，他是一位老同志，你有事一定找我！

　　尽管如此，在总政宣传部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志外，宣传部领导、部队教育局领导都不知道父亲与余秋里、杨白冰的关系。现在回想一下，父亲他们那一辈，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老红军的优良传统深深扎下了根，信念如磐，风清气正，不谋私利，不仅自己言行一致，而且也教育自己的子女们传承这些传统。特别是父亲16岁参加革命，从青年时起就确立了为劳苦大众摆脱压迫的崇高理想，从此矢志不渝，虽历经磨难，但从不曾稍有更移。其实，这就是父亲作为一名老军人的政治本色，也是我们做子女的要永远继承的。

三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0年底从第一野战军调任东北锦西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正军职），1951年11月底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军区炮兵任职。先任军区炮兵司令员，后改任政委，到1981年7月按正兵团职离职休养，在正军职岗位上干了31年，这在全军都是很少有的。有担任要职的领导劝他向军委反映一下，父亲很坦然地表示，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战争年代与我一同出来的战友，剩下不多了，我当年带的60多名参加红军的赤卫队员，只活了两个人。想想他们，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父亲的为人，对家属、子女的教育及要求，在北炮是出了名的。1963年5月的北京军区《战友报》用了很大篇幅，专门刊登父亲教育子女、树立革命家风的经验，并向全区推广。父亲常说，家风不是小事，家风作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精神财富。父亲的六个子女，都是普通的公务员和现役军人，子女中没有一个闹家庭不和离婚的，没有一个违反国家法律法令和组织纪律受过处分的，没有一个经商成为大款，也没有一个是靠父亲的关照取得进步的。

四

　　父亲1911年7月出生在湖北天门一个雇农家庭。他少年贫寒，深知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痛苦。他时时关心人民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疾苦，历来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下部队检查工作时，经常同连队战士一道用餐，到机关吃饭也都是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规定，凡超标准招待的不仅不吃，而且还会不留情面的批评人家。

　　父亲对金钱、物质利益的鲜明态度，对我们的影响一直至今。2002年父亲的回忆录出版时，他红军时期的老战友、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将军此前曾专门题词：“怀念范忠祥同志，战争年代不惜生命贵，和平年代视金钱如粪土！”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样也是他教育我们做人处事不贪不占的根本底线。

　　岁月如梭，斯人已去。这么多年了，至今我还永远忘不了那个中午。1993年3月1日13时30分，82岁的父亲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在家人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为党、为人民军队奋斗的一生。那天正好是我在医院值班。主管医生告诉我，你父亲主要是心肺病，关键是肺部残留几十年的弹片造成的。当时，我望着父亲渐渐失去血色的脸盘儿，再也忍不住而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肺中残留的弹片我们都知道。那是1935年7月，父亲在攻打敌人招头寨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中，生命垂危。为了抢救他，时任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的贺彪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有三块小弹片无法从肺部取出。这些弹片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60多年的戎马生涯。遵照父亲的生前交代，我们在父亲火化时请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帮助找到了这三块弹片。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留下了最值得我们永远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档案记忆》2023年第12期 作者系范忠祥将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