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童年

刘悦新

　　1943年4月6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兴县八路军一二〇师师医院。当时给我妈妈接生的医生是陈智贞（原第七军医大学校长、开国少将祁开仁的夫人）。我后来在第七军医大学学习，陈阿姨问起我父母的姓名，我告诉她我的父亲是刘子云、母亲是潘家珍，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是我来到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人。

　　我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两岁半，在山西吕梁的贺家川出生。父母给他取名叫吕梁，给我取名叫小晋。从山西到延安，父母亲工作很忙。他们没空照顾我们，就把我和哥哥关在家里。哥哥把我从炕的这头拉扯着到那头，像推磨一样拉拉拽拽，我也不哭。那时窗户都是纸糊的，住在窑洞里，哥哥用个小柴火棍烧着了，就去捅窗户纸。风吹着窗户纸哗哗地响，哥哥可高兴了。妈妈回来了，气得不得了。孩子小，没人管，只能再用纸把窗户糊上。

　　妈妈很勤劳，会做咸菜（四川泡菜、腐乳）、饼干。1945年延安大生产运动，妈妈开荒种地、做咸菜、纺线，被评为甲等劳动模范。妈妈热情率真、能吃苦的性格影响了她一生，也影响了我们一家人。

撤离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调整。各解放区抽调2万名干部，10万部队奔赴东北。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由东北抗日联军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此时，我军东北的兵力已达27万多人，共产党有了强大的战略基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45年夏，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南下二支队（父亲所在的部队）行军至河南境内时，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部队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开赴东北。经过两个多月的强行军，于1945年10月到达辽阳地区，很快在东北稳住了阵脚，可是家属还远在延安。

　　1946年5月，父亲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八师，不远千里派人到延安，将家属小孩接往东北。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坐在牛车里，四周是皑皑的白雪，大人们用棉被裹着孩子们。我戴着一顶用毛巾缝的帽子（我叫它尖尖帽），小脸冻得红红的，鼻涕总是挂在嘴边。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从延安撤离赴东北路上的情景。

　　从延安到东北，一路上不断穿越解放区、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路途遥远，情况复杂。为了便于行军，上百名家属、勤务兵与马夫编成一个家属大队。

　　二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李信的爱人柳惠明，任家属大队的指导员。师长贺庆积的爱人王惠卿，副师长颜德明的爱人安玉荣，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子云的爱人潘家珍，炮兵师师长范忠祥的爱人孙志英等，组成了家属大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妈妈是家属大队里唯一的一位老红军，她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更多地担任着家属大队的组织工作。有问题、有情况，大家都找妈妈商量，妈妈是家属大队的主心骨。家属们把衣被装进骡马背上的马褡子里，把孩子们放在毛驴脊背两侧的柳条筐内。大家都严格遵守着行军纪律和注意事项。

　　家属大队从延安出发，经瓦窑堡、绥德、米脂、佳县，过黄河到山西，经过兴县、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平鲁到大同。这一路走在解放区，一路上各区政府都设有接待站，一站交一站，都很顺利。没有遭遇到国民党部队或土匪，是家属大队最大的幸运。

　　我从小就对时间、地点特别敏感。虽然当时只有四岁，但我清楚地记得安玉荣阿姨每天晚上都要问我妈妈：“潘大姐，明天咱们要到哪里歇脚？几点出发？”我很快接话说明天要到某地歇脚，“早上六点出发”。因为每天指导员柳阿姨都要告诉大家行军的路程和出发的时间。每次我都认真地听，牢牢记住。安阿姨再问时，我妈妈就说：“你问小晋，她记性好。”记得家属大队要过同蒲路了。什么是同蒲路，怎么过，一概不知。只记得勤务员和马夫们用布把马蹄包起来，这样骡马走路就不出声。大人们告诉小孩，不准说话，不准哭。要解大小便就拉在裤子里，到了驻地再清理。孩子们都很听话，在马背上一摇一晃地也就睡着了。过同蒲路的那天夜里，家属大队在游击队、民兵的接应和掩护下，抵近封锁线。只见铁路上不时有火车穿梭，装甲车巡逻，探照灯把铁轨照得雪亮。趁着夜幕，大人们背着孩子，牵着牲口，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翻越铁路，跨过壕沟。天亮后，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扫射。一个胆小的民工赶着骡子跑了。妈妈发现驮着我的骡子不见了，急得满头是汗。不顾敌机俯冲扫射，硬是把民工和驮着我的骡子找了回来。

　　到大同后，家属大队乘火车到张家口。张家口是前往东北的一个中转大站。家属大队住进了接待站的楼房，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楼房和电灯。

　　家属大队向东到山东德州，再到滨县、黄县，到达胶东解放区。在惠民县海边，家属大队休整了两个月。准备从胶东半岛横渡渤海湾到苏联占领的旅顺、大连。大家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俨然是一群逃难来的妇孺。一天凌晨，家属大队登上了从渔民那里借来的木帆船，趁着浓浓的大雾驶入大海。离岸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巡逻炮艇的追击，只得返航。在惠民县农村度过了1947年的春节，而后乘坐小火轮再次强行渡海，冲过国民党军炮艇的拦截，成功渡过渤海湾。家属大队到达旅顺，被严格限制在一个营地，不准上街，不准通信。一个月后等来了一艘前往朝鲜的苏联货轮。当时陆路不通，东北除哈尔滨外，仍是一个大战场。经过数日的海上颠簸，家属大队在朝鲜西海岸的镇南浦上岸，又乘坐闷罐火车到平壤，休整三天，再乘火车走走停停，七天后到达中朝边界的图们江边，过江后到达中国境内的图们市，而后家属大队到达勃利、延吉。

　　1946年6月到1947年5月，家属大队从延安到东北，路上整整走了一年。从春夏走到寒冬。我们坐过马车、牛车、毛驴、骡子、木船、小火轮、闷罐火车，一路颠簸，好在都顺利闯了过来。妈妈一路上很辛苦，身体垮了，由于严重的贫血和慢性肾盂肾炎，住进了二十八师医院。妈妈病危，爸爸从前线赶了回来，好在带了几支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盘尼西林（青霉素）针剂，挽救了妈妈。

东北轶事

　　美丽的哈尔滨，让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孩子们目不暇接，看也看不够。有高楼大厦，灯光璀璨，宽阔的马路，还有摩肩接踵的行人。

　　一天，哥哥坐着一辆马车到了我们住的小院子里。他从马车上拿下几块劈柴，对着妈妈喊：“妈妈，我给你送劈柴来了，快！快！快给马车钱！”妈妈当着马车老板的面不好发作，给了马车老板钱，妈妈才把哥哥教训了一番。院子里停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司机忘了拔车钥匙。我那调皮的哥哥爬上吉普车，不知怎的，就把车子发动了起来。马达的轰鸣声惊醒了小院里的大人们，司机马上把车子熄了火。

　　爸爸他们部队在辽宁省开原县休整，托人带信来说想孩子了，叫警卫员带一个孩子到开原去。哥哥那时正发烧咳嗽，妹妹还小，只有我可以去看爸爸，我特别高兴。妈妈再三交代，要听话、要有礼貌、要喊人。我和颜德明叔叔的大儿子颜凡兵就被接到了开原。见到一院子都是穿着黄军装的叔叔，我很有礼貌地挨个喊“叔叔好”！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叔叔喊我：“小晋，来呀！”我高高兴兴地上前喊了声：“叔叔好！”院子里的大人们都笑了起来，那位叔叔说：“要喊爸爸！”我当时羞得真不知道往哪里躲。爸爸对我真好，给我买东西吃，还给我讲故事。几天下来，我不再羞怯，成了爸爸的“跟屁虫”。我和凡兵要回家了，部队的叔叔给我们俩每人做了一套黄色小军装，我们穿在身上可神气了。哥哥看见我穿着小军装回家，硬要我脱下来给他穿。我气哭了，极不情愿地脱了上衣。哥哥拿着衣服，怎么也穿不上去，太小了。哥哥也气哭了。妈妈只好安慰他说：“等爸爸回来，叫爸爸再做一身新衣服给你。”

　　三天，我还记得，离我们住的院子附近有个马厩，里面养了好几匹军马。一天，我牵着妹妹来到马厩，马儿都不在里面。只见一个叔叔推着车子，往马槽里倒一些煮过的黑豆。黑豆还冒着热气，闻着特别香。我趁着那叔叔不注意，踮起脚尖，小手在马槽里抓黑豆，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口袋里装。妹妹也学着我抓呀，吃呀，好香，好香。我怕叔叔看见，就赶快往回跑。那喂马的黑豆，吃着真香。可是过了两天，肚子疼得厉害，以后再也不敢去马厩玩了。

　　我们兄妹三个，也有合起来骗妈妈的时候。有一次我对妈妈说，我们来玩捉迷藏吧。我就用两只小手蒙起妈妈的眼睛，妹妹就咿呀咿呀讲着什么，哥哥就去掏妈妈的口袋，一下子摸到了几张钱（那时大家都没有钱，少得可怜的钞票，不知是妈妈攒了多久的呢）。我们高兴极了，拿着钱就跑去买吃的了。妈妈不是没发现，只是那时她病得已经很重了，无暇顾及我们。

　　妈妈照顾不了我们三个，只好把我和哥哥送到小学（哈尔滨南岗子弟小学，校长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阿姨），妹妹则送到了幼儿园。我记得上学第一节课学的是“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和右手。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回家去”。我们的学校从哈尔滨搬到天津，再到汉口，再到庐山，再到武昌东湖的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小学（即八一小学）。从1948年到1953年，我在这个学校里生活成长。1954年因父亲工作调动，我和妹妹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办的小学（南京石钟路小学）上学。

　　1946年，我从陕西到山西，经河南、河北、山东到东北，一路艰辛，跟着父母南征北战。1948年，我和哥哥上了小学，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鏖战。黑山阻击战是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一，后来他又参加了平津战役，渡过长江，解放宜昌，挺进湘西，完成了艰巨的湘西剿匪任务。战火中的童年，难忘的岁月，深刻的记忆，永远藏在我心底。

　　（来源：《百年潮》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