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陈少敏

孙东平

　　我姓孙，我的姑姑却姓陈，总有人要问，她是你亲姑姑吗？当然是亲的，我父亲兄弟姐妹共五人，陈少敏姑姑排行老三，名孙肇修，我父亲老五，名孙聿修，姑姑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少敏。

　　我的老家在山东寿光，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家里就很穷，穷到了地是租的，房子也是租的地步。1923年前后，寿光发生大灾荒，爷爷跟两个姑姑在穷困潦倒和病痛中先后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这个家就更穷了。父亲在他的《政治思想自传》中写道：“但因军阀统治的苛捐杂税，土匪部队的敲诈勒索，佃租的土地已为地主大部出卖，仅余围宅部分……已濒于破产。”在这样的家境下，奶奶却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送父亲跟姑姑去上学。父亲在《自传》中写道：这时家庭状况已很困难，每学期十几元的学费都依靠借贷。而所得到的舆论是：“穷孩子还要上学，真是不知道自己”，“不想想有多大家底，还供给两个上学的。”赵姓地主亲属对人说：“好就好，不好就拿棍子赶出去（因为我家是住赵姓房子，种赵姓地）。”

　　每次看父亲的这些文字，都让我感到很心酸。我也在想我奶奶，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小脚老太太，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要顶着压力和嘲笑，宁可自己苦着累着，也要送子女去上学。在当时社会，女子读书是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前途的，奶奶却咬着牙坚持着自己的这个决定。我想正是奶奶的坚持，才造就了姑姑与父亲坚韧不拔、无私无畏的性格，也正是读书奠定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因为读书，让他们知道了旧社会和旧制度的可恶，也是因为读书让他们知道了穷人之所以穷的根源。他们姐弟俩在懵懵懂懂中开始接触到了三民主义。再到后来，他们听说了中国有个“穷人党”，专门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党，学生时期的姑姑和父亲就这样慢慢向党靠拢。在党的领导下，他们闹学潮，争权益，跟恶势力斗争，在斗争中逐步成长，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是姑姑的入党介绍人

　　很多年前看到一篇文章，写了姑姑陈少敏入党介绍人的事，觉得很惊奇，会是真的吗？太富传奇色彩了。文章内容大意是：1928年，早已是共青团员的陈少敏姑姑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入党的请求。寿光县委的领导，让姑姑第二天去某个地方，跟某人见面，说那人会代表党组织跟姑姑谈话。姑姑依约而去，在那里见到的却是自己的弟弟。原来父亲1927年就入党了，他那时是寿光四区的党支部书记。父亲告诉姑姑，他早已是共产党员了，今天是代表党组织跟自己的姐姐谈话。为了核实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我特意致电湖北省委党史办，他们回复，此事是陈少敏亲口说的。然后我又问了纪实小说《陈少敏》的作者李树高老先生。他曾经为了写好《陈少敏》这本书，持山东省委的介绍信去中组部调看过陈少敏的档案。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一张全家福背后的故事

　　1928年，山东省委出了二王兄弟叛变（即王复元、王用章二人），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二王都曾是省委领导，很多熟悉他们的同志要么被出卖遭逮捕，要么调离山东。白色恐怖之下，各地党组织都缺人。这种情况下，寿光党组织向山东省委输送了两位得力的青年人，一是姑姑陈少敏，她被派往青岛，从事工人运动；另一位是我的父亲孙聿修，他被派往济南从事共青团工作。1930年，父亲被捕入狱，被关押在济南监狱，而姑姑也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通缉而避离山东。此后19年，这对姐弟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直到1949年才再次相逢。

　　1948年下半年，姑姑在山东临朐县敏家庄养病。离家18年未见老娘，姑姑思乡心切，先派警卫员李天元叔叔替她回去看一下。小李叔叔快马飞奔，来到我的老家寿光范于庄，见到了重病中的奶奶，也从她那里得知了父亲的情况。原来，他出狱后，先是回家种地，抗战爆发后跟着八路军打仗去了，这么多年也是音讯全无。奶奶得知是姑姑派人来看她，重病中还让人带话姑姑，不要挂念她。病中的姑姑得知此信，向中央请假，带了几个警卫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父老乡亲们得知姑姑回来了，都高兴地围了上来，姑姑依然是邻家女的模样，跟这些老乡们拉家常。区里得知陈少敏回乡，立即派了一个连的兵力过来警戒。姑姑变脸生气了：“快把队伍带回去，我是来探家的，不是添麻烦的。”姑姑还批评了区委书记，告诫他永远要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区里为姑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姑姑看到很生气，最后这桌饭送给了军烈属家，饭钱是姑姑付的。姑姑让区里的同志给她找来煎饼卷大葱，吃完之后，姑姑提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宁公而贫不私而富。”这八个字，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姑姑灵魂深处的那片净土。时至今日，在老家山东寿光，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着这八个字，而我家也以它作为家训，要求晚辈遵守。这张全家福就是那次回乡时，姑姑和奶奶以及一部分亲友在医院里拍的。看照片里的姑姑，怎么也不能与那个立马横刀挥枪征战的女将军联系在一起。她是中央委员，怎么看都像一位邻家大姐，没有官威，没有架子，更没有锦衣华服。听父亲说，几天后，奶奶病逝。我想她老人家一定是含笑而去的吧，她有一个这么优秀这么孝顺的女儿。奶奶的丧事，据说当时县里也是准备要搞得隆重一些的，被姑姑严词拒绝了。

　　姑姑回去后，通过部队系统多方查找，一次偶遇张震寰叔叔，才得知父亲在新四军四师九旅服役，这对姐弟终于在分别了19年之后再次联系上了，姑姑给父亲寄来了这张照片。父亲收到照片，悲痛欲绝，潸然泪下，自责作为家中的男丁，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父亲在这张照片旁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38.7，最后与母亲离别，原计划淮海战役后，回去看她，伊竟于去年十月二十日病故，不能一见，呜呼哀哉。此系病重时在医院所摄之照片，今年二月始收到”，“1929年与肇姐（即陈少敏）离别，今已二十年，抗战前当通信息，抗战以后既无音信，去冬张震寰无意中见到伊，自此始得通信，此其去冬十一月寄来的照片，今年二月始收到。”这番文字应该是写于1949年，父亲写他与他的肇姐已有20年未曾见面了。其实在1930年，父亲被捕入狱后，姐姐陈少敏曾受省委派遣，去监狱以探视为名传递过消息，姐弟俩在监狱里见过面。我感慨的是，这姐弟俩为了国家，征战南北，有家不能回，忠孝不能两全啊！

姐弟情深

　　姑姑和爸爸，在他们兄弟姐妹中的感情最好，父亲在他的《自传》中也写道：“大姐与三姐早死，二姐孙肇修（即陈少敏）与我感情融洽，因为每当我与母亲和哥哥吵闹时，她总是站我这一面。”

　　我还珍藏着一张他们姐弟的合照。照片具体的拍摄时间不详，大约是在1957年以后，那一年父亲脱下了军装。这张照片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他们俩的合影，地点应该在青岛的中山公园。那时，陈少敏是中央派驻山东的特派员，经常来青岛工作，父亲也已转业到了青岛。姑姑只要来青岛，就要来看望弟弟。她经常会不带随从，不要车，只身一人去找她过去在青岛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那些老人，跟他们拉家常，了解情况，让他们带着她去访贫问苦，倾听那些普通人的诉求与希望。

　　听老家人说，父亲小时候是姑姑照看长大的。他们相差9岁，那时不论是上坡拾柴火还是下地挖野菜，姐姐总是拉着弟弟的手，上学也是姐姐牵着弟弟。寿光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一次，几个到处乱窜的匪兵见到少敏姐弟俩拉着手走路，就诬陷他们‘行为不端有伤风化’，要带他俩走。少敏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孙肇修，他是孙聿修，我们是亲姐弟，作伴来看庄稼，有什么不行？’士兵们强词夺理说：‘男女授受不亲，拉手走路就是伤风败俗。’少敏更不示弱，说：‘谁家姐姐没领过弟弟？姐姐领弟弟就是伤风败俗，你们吃喝嫖赌不伤风败俗？你们鱼肉百姓不伤风败俗？我看你们是故意找茬没安好心。好！我们姐弟俩和你们一起到局子里问一问你们当官的，姐弟俩拉手犯的什么法？’几个士兵理屈，灰溜溜地向另一条岔路上走去。”此事传开，大家都说“肇修有胆气”。

　　我听父亲说起过，姑姑救过他的命。父亲6岁那年生了一场重病，连请来的郎中都摇头，说是没救了。姑姑看到弟弟烧得满脸通红不省人事，不顾一切砸开水缸里的冰面，拿来冰块给弟弟降温，竟然神奇地救回了父亲。父亲这辈子总是说，他的命是二姐给的。

　　1957年，父亲在那个极左年代里，因被捕入狱这件事受到了极重的处分。姑姑是最了解被捕事件始末的人，但为了不干扰组织查案，她选择了回避，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弟弟开脱。她坚信组织上总有一天会查清事实还父亲一个公道，并时时告诫父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到处告状，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总会查个水落石出。直到她去世前，仍不忘告诫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要有怨言和情绪，我们的党会走弯路，但永远也不会脱离人民群众，会有解决问题的那一天。

　　这些年，为了父亲的冤案，我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文献，我明白姑姑不干涉、不插手的苦衷，但我更加相信我们的党会正视过去的那些历史。父亲做了党在前进路上的奠基石和奉献者，正因为有像他们这些人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正如父亲所说，跟着共产党走，他心里就踏实，再多的委屈他也能承受。

“吃枪子还是就着醋吃下包子，你选一样吧”

　　小时候，姑姑在我心里就是严厉的代名词，她总是很严肃，很少看到她笑。当然她也有开心大笑的时候，比如，捉弄我这个小不点儿。姑姑说，当年打仗的时候，她最拿手的就是给女同志剪发。剪个短发清爽利落，是姑姑的最爱。姑姑自己也是短发，短得像男人的发型。姑姑见不得我这小不点儿梳辫子，只要见到我，必然要抓我去剪头发，次数多了，我也就怕了这样的姑姑。因为她的手艺实在是不怎么样，剪的头发难看到不能出门的地步，耳朵以下的头发都给推秃了，刘海齐刷刷剪到跟眼睛齐平，中间再扎个冲天炮。这大概是寿光老家女孩子的标配吧？这样的发型让我在幼儿园里受尽了小朋友们的嘲笑和戏弄。所以，每次父母领我去见姑姑，到了她住的地方，我会第一时间逃窜，姑姑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则是满世界抓我。抓到后，摁到椅子上开剪，姑姑乐不可支，我则哇哇大哭。长大后去见姑姑，说起这些事，姑姑还是会乐得前仰后趴的。

　　姑姑认识很多的野菜。每到雨后，她会牵着我的手，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挖野菜。很多次，看到她很随和地跟路边的行人或者同样也在那儿挖野菜的人打招呼，要么介绍野菜的吃法要么请教野菜的功效。没有人知道，眼前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竟然是中央委员。姑姑是最不允许我们以此为荣的，因为她是人民的官，而不是我们的荣耀。

　　1966年的年三十，是我记忆犹新的一天。那一天，父母带我去了姑姑的住所。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想当然地以为，在姑姑家过春节，必然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还特意跑厨房里去看。厨房里静悄悄的，桌子上的大盆里堆了很多黑褐色的团子，还有一大盆红里带紫色的包子。我真没有把这些看到的东西跟晚上的年夜饭联想到一块，只盼着晚上在姑姑家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可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跟姑姑在一起过年。

　　那天晚上来了很多叔叔阿姨，后来得知来的都是当年山东跟青岛的各级领导。我只记得有一位叔叔叫张敬焘，他是青岛市委书记，在收音机里常听到这个名字，所以记住了。大家落座后，工作人员端上了我看到的那些东西。姑姑拿起一个黑乎乎的团子，说这是用麦糠做的糠窝窝，解放前，她在家里过年的时候连这个也吃不起，别人家过年吃糠窝窝，我家过年只能砸开水缸，捞冰碴子吃。姑姑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哭。我拿起一个糠窝窝，好奇地咬了一口，妈呀，根本没法下咽，粗得都剌嗓子。想想那个包子应该好吃点吧，就去拿来咬了一口，又苦又涩的。姑姑说这是用高粱面当皮，野菜当馅包的包子，馅里没油也没肉，只放了一点盐在里面。姑姑大口地吃着，哭着，说着，我这边悄悄地把食物扔到了一边。姑姑见了，让我妈妈拿一碟醋放到我跟前，说：“就着醋吃下去，好吃着呢。”我不吃，姑姑大怒：“解放前我们连这个都吃不起呢，打仗的时候，这都是最好的东西了，我们那时候吃枪子儿都没皱过眉头，这个比枪子儿还难吃吗？今天是吃枪子儿还是就着醋吃下包子，你选一样吧！”第一次看到姑姑如此暴怒，我一边哭一边吃下了那包子。

　　事后，很多人问我，那包子好不好吃，当然很不好吃！小的时候，对这事不理解，觉得姑姑太不讲理了，逼着人家吃不好吃的东西。长大以后，回想往事，才感到姑姑这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课。这顿饭不仅仅是一顿忆苦思甜饭，也让我从中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一路走来的不易与艰辛，当年前辈们吃苦，才换来了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我后来看了很多新四军五师老前辈们写的回忆文章，果真在打仗的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糠窝窝和高粱米面窝窝就已经是最好的食物了。姑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更是告诫后代们不要忘记过去。

“我这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

　　小时候我就想去当兵，并不是因为我有远大的目标与理想，而是被父亲一遍遍在耳边鼓噪形成的条件反射。父亲总说我太爱哭，太娇气，听我母亲说，还在摇篮里的我，经常哭得让父亲暴怒。“拉出去毙了”，是父亲常跟我母亲说的话。等我稍大点了，父亲就会说，你这样的人就该送到部队去，吃上几年苦就不哭了。于是当兵去，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父亲说过当军人有使命感，为国家牺牲性命是最光荣的事情。父亲说，穿上那身军装就要为国家而战，军装就是军人的寿衣，战死在哪里，哪里就是军人的坟墓，可惜父亲是被迫脱下那身他视如生命的军装的。然而我却没能去当兵，这也是我这辈子的遗憾。父亲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前途和命运，不要说当兵了，连红卫兵我都当不上，家庭成分过不了关，我是“叛徒”的女儿。可我不死心，我有一个当大官的姑姑，只要姑姑一句话，送我去当兵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我是这样想的。从13岁起，我每年都会给姑姑写信，抱着幻想，希望姑姑能把我送到部队去，我要去当兵，当了兵就不会受到歧视，就能做个顶天立地的人。可姑姑从来没给我回过信，当然后来她也被下放了，自身都难保。

　　1972年，姑姑从河南回到了北京，我似乎又看到了希望。1973年暑假，我去北京看姑姑，再次提到了我的要求。姑姑说：“好啊，女孩子到部队去最能锻炼人了，我支持你。”我说：“我爸爸有问题连累我当不了兵，姑姑你去给我说说吧，你一句话就行了。”姑姑说：“当兵是有条件的，你不符合条件就没办法了，等你符合了条件再去吧。”我急了：“姑姑，现在很多人都走后门当兵了，你这么大的领导，替我说句话我就能去当兵了。”姑姑立马严肃了起来，她说：“我告诉你，我这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想当兵自己去努力！”当时很委屈，觉得姑姑不肯帮我，后来知道了，姑姑不会为自家人开半点后门。几年前，香港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纪实片《风范大国民———陈少敏》，里面说得很直白，陈少敏当了大官，她的亲属没有一个因她而鸡犬升天的。我这才明白，姑姑并不是单独不肯为我开后门，家族里所有的亲属都没有得到过她光环下的实惠。姑姑说过，我是共产党的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官，你们是我的亲属，不要想着借我的光为你们捞好处。

　　对亲属是这样，对她的下属却是另一付热心肠。姑姑家门卫的儿子，下乡回京后被分配到通州的一个建筑公司上班，离家很远。姑姑得知后，一个电话打给全国总工会，就把那位大哥调进了全总，使得他能就近上班，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姑姑对待她的下属，绝对称得上是关爱有加。那位大哥还对我说起过一件事，他下乡临走那天，姑姑让工作人员拿给他20元钱，那时大哥一家人全靠他父亲一个月49.9元的工资生活，姑姑给的这20元钱，解了大哥离家时的窘迫与无奈，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我还知道，门卫一家跟姑姑住在一个院子里，姑姑主动承担了门卫那边的房租水电跟暖气费，多少也能缓解一下他家的经济压力。而我的两个哥哥从小过继给了姑姑，他们也下乡返京了，关于他们的工作分配，姑姑却没有为他们打过一个电话，找过一个人，他们一直处于待分配状况，直到姑姑去世才给解决了工作跟户口问题。

　　以姑姑的级别，国家为她配备了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都在姑姑这里吃饭，每个月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照顾姑姑的保姆，工资可以由机关支付，姑姑也是坚决不同意，必须自己支付。所以姑姑的高工资要支撑这样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也是挺捉襟见肘的。机关给姑姑配备了轿车和司机，车子就停放在姑姑家的院子里。她觉得是一种浪费，坚持要把车跟司机退回到机关去，有事再向机关要车，绝不把车停在自家院子里，方便自家人去办事。我从来没有坐过姑姑的公车，每次进出北京，都是我自己坐公交车往返的。姑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公私绝对很分明，并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最想说的就是：她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无私无畏的穷官。姑姑去世后，我得到的遗产，仅仅一件她的旧衣服而已。这件衣服我珍藏了40多年。2019年，我把它捐给了寿光陈少敏纪念馆，让这件衣服回归它的主人，见证姑姑辉煌的一生。

　　（来源：《世纪风采》，文章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