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初析

                                       钟文

    在党内不定期地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加强自身建设的成功实践。认真总结党在这些集中教育活动中的经验及教训，对于搞好正在全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
    党在历史上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党整风。这一阶段的集中教育活动具有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工作重心从领导城市工人运动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以后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以农村为主要斗争地域的环境里，党的成员的绝大多数不是来自工人阶级，而主要是农民这样的小生产者。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因此，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出现了右和“左”的严重错误。因此，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工作是从古田会议开始的。早在1928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其趋向是要错误的。”当时，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很大市场。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精神，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来源，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大会认真总结了红军自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经验，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注重调查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正确的路线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为保证党员质量，提出了以政治思想表现为主的严格的新党员入党条件。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思想，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由于紧张的战斗环境，第二个重大问题--思想路线的彻底解决主要是在延安时期。1941?1945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发动了全党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普通党员两个层次进行。高级干部整风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通过学习文件、揭发问题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这次整风运动历时四年，影响深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确立了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分别在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得到解决，但这种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两个重大问题在党以后的历史中仍常常以不同面貌、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期课题。
    第二阶段，建国前后的整党整风。这一阶段，革命大踏步向前发展，党的地位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急剧上升。一方面，在革命大潮裹挟下，一些觉悟不高、不够党员条件甚至存在入党分红思想和阶级观点模糊的人进入党内，还有少数阶级敌人混进党内；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明朗化以及随后党取得执政地位，一部分老党员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受，停顿不前，还有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给党造成很坏影响。因此，党内出现了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
    1947年至1948年，针对部分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问题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冲击，党中央在解放区对党的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的主要目的，一是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二是解决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农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这次整顿采取了群众监督、民主评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并同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群众观点。通过整党，一方面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党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建国后50年代的整党整风，从内容上讲是这次解放区整党整风的延续和扩大。1950年5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同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党的作风。在整风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于1951年2月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党运动。根据会议决定，中央于1951年3月至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5月，中央将这两个决议批发全党，开始整党工作。1957年，为了使全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党又展开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尽管这次整风在反击右派阶段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现象，建国后的一系列整党运动仍然在提高党员思想水平和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突出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党在由革命转向执政的历史关头，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经受了执政的初步考验。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整风。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底到1963年初，全国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在农村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产、清仓库的“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新的“四清”运动。1965年，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虽然对解决党员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现实中一些实际问题普遍看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党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1970年的整党建党和1971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左”的思想主导，这些运动效果不明显，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第四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党整风。实践证明，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整党整风，容易发生偏差。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坚决摒弃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
    一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的党内整顿。十年内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搞乱了党员思想，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肌体受到极大的侵蚀和毒害，党的十二大决定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一是统一思想，使广大党员自觉维护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整顿作风，认真解决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问题，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三是加强纪律，解决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违法乱纪等问题；四是纯洁组织，坚决把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半，基本上取得预期效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二是“三讲”教育。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注意学习和自我改造以及腐化堕落现象严重等问题严肃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十五大以后，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用整风的精神进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分级、分批全面展开，中央为此先后召开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赴全国七个县（市）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具体指导。从1998年到2000年底，全党共有70多万名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对全党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底开始，中央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农村各级干部深入学习、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党风建设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党在历史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
    党在历史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文件，努力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根本保证。从哲学角度讲，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正确的主观性的反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广大党员的活动必须与一定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相吻合。因此，广大党员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分析问题，才能站在时代前列。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党已经经历大革命时期的右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左”两次惨痛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幼年的党理论缺乏，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六届六中全会上，党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理论学习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大力进行理论探索，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为对广大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领导理论学习。这次学习，实际上成为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宣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受到歪曲破坏。拨乱反正之际，为了整顿党风，恢复党内正常生活和优良作风，中央决定开展整党工作，编印《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邓小平文选》作为学习文件。通过学习，解决了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产主义前途的认识问题，解决了部分党员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认识问题，解决了党内无政府主义、软弱涣散以及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等问题，增强了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使广大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
    (二)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掌握和正确分析党内状况和主要问题，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前提。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党的中心任务、工作重点以及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党员先进性要求的具体内涵也应该有新的内容。
    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是延安时期党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1939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声言“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表明他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辩护。同时，王明在抗战初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这时也还有一定影响，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所以，中央确定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澄清错误认识，肃清流毒，清算导致这种“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抗战胜利后，党又面临着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导致党内不纯的问题。1947年的党员人数从1945年党的七大时的121万人增长到270万人。党的队伍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了对中国革命有着根本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为了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保持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便正确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党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同样，建国初期的整党和上世纪末的“三讲”教育活动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党在建国初面临和平年代执掌全国政权的考验。一部分党员干部在变化的形势下不注意学习和自我改造，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自我，在这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一部分党的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争权夺利；还有一部分人，放弃党性原则，当官作老爷，贪图享受，贪污受贿，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因此，建国后整风运动中主要是进行以勤政廉洁为主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树立并大力宣扬先进典型，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方法。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党员的模范行为上。80多年来，我们党绝大多数党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得与失、公与私乃至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涌现出了无数的先进人物。以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通过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推动全盘工作，是我们党开展党员教育的一个好经验，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两篇文章，为全党树立了两个榜样。一篇是《愚公移山》，树立了愚公这个古代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典型；另一篇是《为人民服务》，树立了张思德这个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典型。通过对这些先进典型的广泛宣传学习，以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道德在全党充分发扬，党战胜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封锁所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
    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涌现出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一波又一波学习先进模范的活动在神州大地展开。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学习”的题词，随后又发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题词。1964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学大庆学“铁人”王进喜的运动。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和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焦裕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这些学习活动中，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带头学习；全社会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手段，使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少党委还组织领导干部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制定整改计划，在改进党员思想和作风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有力武器。列宁曾经说过：“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机勃勃的政党是绝对必要的，再没有比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更为庸俗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清除身上的灰尘，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他认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即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个目的。毛泽东还进一步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延安整风以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在历次党的集中教育活动中大力提倡，作为保持党员先进性、有效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三讲”教育中，江泽民同志在强调领导干部要接受广大群众批评监督的同时，还提出共产党员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挥。
    (五)开门整风，走群众路线，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脱离群众的监督，必然走向群众期望的反面，失去信任和支持，只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才能不断改正缺点，修正错误，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土地改革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而当时暴露出来的部分党员侵占群众利益甚至包庇袒护地主富农的现象令群众很不满意。解放战争时期整党的基本方法，就是走群众路线，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个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一做法成效明显，极大地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
    (六)整顿党的组织，清除不合格党员，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举措。党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整体，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也是人民群众衡量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尺度。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党员身上来了解，是通过党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来衡量的。党员意识淡化、理想信念动摇的党员，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影响到党群关系，影响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所以，党的历史上的集中教育活动一般都把整顿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思想落后的人甚至地主、富农、流氓分子混进党内，有些还把持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权。“三查”“三整”运动中，党对那些错误严重、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屡教不改的党员给予严厉的组织处分，把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拨乱反正之际的整党，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把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特别是对“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彻底清理。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是能够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但确有部分党员不合格或不完全合格，也还有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坏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清除不合格党员，才能巩固教育的成果，保持党的先进性。
    三、党在历史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两点教训
    从总体上讲，我们党在历史上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都获得成功或比较成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具体情况的复杂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整党整风大都采取群众运动方式，也有一些教训，其中两点教训尤其值得注意。
    (一)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好同志，使党、国家和党员个人都受到一些不应有的损失。斗争扩大化一般是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是党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属于这种情况。１９４３年４月，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由于中央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几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后来，有关部门对错案甄别平反，毛泽东亲自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57年的整风反右，也有一批敢讲真话的同志被打成右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平反，给予纠正。第二种情况，是运动脱离党的领导。我们党在同群众的关系上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容易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对群众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命令主义”，二是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尾巴主义”。运动脱离党的领导的现象往往就是这种“尾巴主义”造成的。解放战争期间的整党曾一度出现这种偏向。当时，有些被派往各地领导整风的工作组对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予信任，把他们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单纯依靠贫农团进行土改。有的地方听任农民群众的自发倾向，发生群众胡乱斗争党员、干部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轻率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或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这些做法伤害了当地党员、干部的感情，造成党员和工作组、贫农团的对立，使整党和土改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二)理论宣传的简单化、庸俗化，先进人物宣传的模式化、绝对化。我们说马列主义是真理，是因为马列主义是科学，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有一套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和马列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也是如此。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开始出现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1959年荣国团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后，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后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也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字??“公”，于是“平调风”、“共产风”盛行，给农村经济带来极大混乱。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的任意阉割更是发挥到极致。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宣传，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时的集中教育活动之中，因而妨碍了人们对这些科学理论全面、准确的理解。另外，在集中教育活动中所宣传的先进人物，大都是高、大、全的完人形象，或者令人难以置信，或者令人可望不可及，也因而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