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历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举措 兼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和研究。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线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懂得些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学习历史知识”的任务，后来他又多次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个蕴含着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续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 

　　由上可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是多么的重要，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举措。 　　

　　近来，笔者在学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同时，又欣喜的读到了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三位教授主编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2009年4月第二次印刷）。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最为丰富的一部地方党史巨著。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十一五”湖北省重点出版规划选题。该书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约160万字，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该书给笔者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读罢该书，笔者深刻认识到，党所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出席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湖北省籍的就有5位，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汉俊、刘仁静。武汉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是中共早期党组织诞生地之一，除董必武等人外，恽代英等一批热血青年虽未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但也在独立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武汉因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大罢工和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全国工人大罢工推向了高潮。 　　

　　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建立，使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后，刘少奇在汉口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使湖北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全国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湖北就有鄂豫皖、湘鄂西两大块，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25军。　　

　　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及各界领袖云集武汉，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著名的武汉保卫战震动全国。抗战相持阶段，陈少敏、李光念等开创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1946年6月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李光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气壮山河。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支大军挺进中原，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湖北新民主革命30年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这在全国是仅见的。　　

　　在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也是坚强的，英勇不屈的，从1919至1949年30年间，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基层组织一直比较健全，领导十分得力。不像有些省份，党组织被破坏后未能立即恢复，留下了空白，湖北没有这个情况。据该书统计，30年来，为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湖北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达70多万，收入《湖北英烈传》1-6集县以上革命烈士就有299人，其中包括31位正副省委书记。与此同时，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湖北走出了久经考验的235名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两位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第二、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客观，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史料不断被开放、引进和发掘。就该书而言，不仅引用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而且引用了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还引用了保存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档案馆资料、“国史馆”馆藏的档案资料，并一一注明了出处，注清了出处，从而使该书内容真实可靠，成为信史。这是全书的一个亮点，反映了各卷作者用力之勤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书各卷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囿于已有的结论，都能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从而得出了新的结论。试举两列说明。如在《中共创始与大革命时期卷》中，作者根据新的史料，认真考察了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全过程后明确指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解散是当时中共中央在紧急情况下集体做出的决策，是一个无奈的选择。陈独秀做为党的总书记，对这一决策负有主要责任，因为解散工人纠察队及缴枪都是陈独秀决定的，张国焘批示的。刘少奇做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因此，文革中借此对他进行迫害，均属污蔑不实之词”。同时，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初衷在于以此堵住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借口，“但这只是中共领导层内少数人的一种谋求与戴着‘左派’面具的汪精卫妥协的幻想”。因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客观的评述，论从史出，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令人信服，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中，针对过去有的学者对鄂南暴动中通山农民暴动和暴动后成立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评价过高，认为它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政权”的情况，作者依据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文件汇编》，实事求是的予以叙述，客观地写到：1927年8月底，“中共通山县委书记李良材同志利用同乡关系，说服通山县长将政权让出。夏桂林、叶金波等率农民自卫军入城，“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这样，通山县被农军所控制。这就还原了当时中共通山县委领导的通山农民暴动的真实历史。在本卷中，作者对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的叙述，也根据新的史料，摒弃了一些一味谴责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说法，实事求是地写到：“红四方面军转移外线作战，最后脱离鄂豫皖苏区，事前未及时报告中央，也出乎鄂豫皖省委的预料。这次转移，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条件下开始的，形势的变换，战事的曲折，使得整个进程不能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流动作战的特点和消息闭塞的状况，使得红军领导者不得不调整战略预想。这次战略转移，一度给鄂豫皖苏区坚持战争增加了压力。但是，它保存了红军主力，奋起于黄麻，汇集了大别山英雄儿女的红四方面军，从此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这样的论述也是令人信服的。　　

　　以上说明，《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不可多的中共地方党史专著，对于湖北各地建立学习型政党组织必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学习党的历史，寻找历史真相和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以及执政规律，为党长期执政提供有益的借鉴，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