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根据地发展历程、特点及在发展、巩固湘鄂赣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在发展、巩固湘鄂赣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湘鄂赣根据地最稳固的战略后方
　　由于中共中央对湘鄂赣根据地的战略定位和湘鄂赣根据地战略发展方向的制约，在湘鄂赣根据地发展过程中，鄂东南根据地没能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特委和省级机关的驻地和整个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却以其斗争最深入、面积最广、稳定巩固时间最长，成为屏障、保卫湘鄂赣根据地中心最稳固、最强大的战略后方。
　　鄂东南根据地的长期和快速发展，其中心区域阳新、通山成为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根据地地第一、二、四次“围剿”的中心，第三次“围剿”的主要区域。第四次反“围剿”期间，1932年12月，湘鄂赣省苏维埃在给鄂东南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信中指出，“鄂东经过了几年的斗争，同时在地形又极为重要，自然为敌人所严重注意而以几师兵力向鄂东南苏区大举进攻，使鄂东南环境顿趋严重”⒀。鄂东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对湘东北和赣西北根据地的进攻，为两快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同时鄂东南根据地的人民和红军也遭受了物资和人员的巨大损失，为湘鄂赣根据地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湘东北根据地面积不断萎缩，1932年初湘鄂赣省委正式明确以赣西北修水、万载为根据地中心区域后，鄂东南战略后方的地位更加凸显。省委一再强调巩固发展修万铜中心区域，同时必须注意与鄂东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了屏障和保卫湘鄂赣根据地中心，鄂东南根据地的军民听从省委召唤，多次离开正遭受国民党大军进攻和蚕食的鄂东南根据地，前往赣西北，支援红十六军的军事斗争。1931年10月，鄂东南与赣西北根据地同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鄂东南地方红军在阳新、通山与国民党军队激战的同时，又协同红十六军展开万载渣津保卫战。在国民党军队第四“围剿”过程中，在鄂东南根据地与敌交战时受到重大损失的红三师，经过整编和短期休整，1933年1月又投入协助红十六军攻打万载小源株木桥的战斗中，再次遭受重大伤亡。
　　正是意识到鄂东南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固对屏障、保卫赣西北根据地中心的极端重要性，1932年10月阳新龙港、通山燕厦等中心区丧失后，湘鄂赣省委加强了对鄂东南根据地的领导和工作支持，派出大量干部，组成湘鄂边工作团，到1933年秋先后在鄂南崇阳建立个区委、3支游击队，指导建立湘赣边县委、湘赣边中心县委，发展了以蒲圻、崇阳、通城和湖南临湘一部分维范围的湘赣边苏区。中共龙燕、修武崇通、咸蒲崇通河阳新、通山、龙燕、湘鄂边中心县委的建立，河南、河北指挥部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展，使鄂东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鄂东南根据地在恶劣环境下较快恢复、发展，牵制和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使鄂东南根据地始终成为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中心，对屏障和保卫赣西北根据地发挥了极大作用。
　　（二）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最深厚的兵源基地
　　广大群众的普遍动员，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高涨，使鄂东南根据地成为整个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最深厚的兵源基地。
　　以广大农民群众为深厚基础，鄂东南根据地先后诞生了红十二军、红十五军和红三师等正规红军和地方红军。1929年7月，党领导的阳大手枪队、游击队和刘仁八团防起义人员合编成立红十二军，全军近800人枪，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第一支完全由普通农民组成而无正规军队参与的地方红军。1929年12月，红十二军编入红五纵队，成为红五纵在鄂东南发展的强大基础。
　　鄂东南地方红军独立第三师三次建立，三次编入湘鄂赣根据地主力红军——红十六军，是红十六军最主要的兵员来源。1930年7月由红五军、红八军鄂东南留守人员及警卫连，汇合阳新、通山、大冶等县部分游击队和赤卫队，成立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1931年初，以鄂南各县沿江游击队和赣北武宁、瑞昌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红三师红八团和红九团，红军独立第三师正式成立，约2000人，长短枪1000余支。
　　1931年秋，鄂东南地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湘鄂赣省委指示，红三师主力七、九两团编入红十六军，改为十六军第九师（团），成为十六军四个团中人员最多、武器配备最精良的一支队伍，红十六军由此迅速发展10000人。为满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需要，1932年4月，鄂东南道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以道委警卫团为基础重建红三师，不久，部队发展到3000人。1933年1月，中共鄂东南道委决定将红三师扩编为红十七军，旋接省委、省军区命令，由方步舟率领红三师到江西万载高村结集。为执行省委、省军区命令，保卫鄂东南苏区，鄂东南道委决定将第二次组建的红三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红七、九团主力组成红三师主力，由方步舟、张焘带领去江西，人数近2000人，一部分由红三师八团与道直各武装工作队组成红三师预备队（对外仍称红三师），由肖高蔚、叶金波带领保卫鄂东南苏区。在对敌斗争中，红三师由近1000人很快发展到2000人以上。1934年春，红三师恢复到3000人，不久在通山王文驿造敌伏击，部队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同年3月，鄂东南道委以红三师余部为基础，补充部分地方武装，第三次组建红三师。4月红三师转移到九宫山整训后，在通山一带坚持游击战，另留一小部分在阳新地区坚持斗争。
　　红三师组建4年来，发展迅猛，主力尽管三次被整编，但其数量仍大大超过湘东北、赣西北根据地地方红军独立一师、独立第二师，为湘鄂赣根据地地方红军之冠。它不仅在大战需要时为湘鄂赣主力红军输送了大量兵员，而且在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军队“围剿”斗争中屡建战功，为根据地人民群众所拥护支援，同时也得到湘鄂赣根据地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力肯定和表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表彰了红三师建立来取得的成绩，授予红三师一面奖旗。
　　红十五军也是以鄂东南根据地子弟为主要基础，在鄂东南成立的一支红军部队。1930年7月，中共鄂东特委和后方留守处以红三军团留下来的部分红军和后方医院治愈的部分红军为骨干，将蕲、黄、广地区在阳新整训的鄂东游击大队和新参军的阳新战士合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约500余人。同月，鄂东南特委根据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示，将到阳新整训的赣北游击队和阳新部分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合编组成红八军第五纵队。其后不久，根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示，红四纵、五纵合编成立红十五军，8月红十五军渡江北上进入蕲、黄、广地区，10月，红十五军在黄梅召开整编大会，宣布正式成立。
　　湘鄂赣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五军、红五纵、红三军团和十六军在鄂东南战斗过程中，都获得大量兵员补充，得到了发展壮大。红五纵1929年9月进入鄂东南时只有300余人⒁，至同年10月，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同年12月，红五纵合编大冶兵暴部队，更发展到6000余人，其中阳新福丰一次就为红五纵输送赤卫队员3000余人。由于红五纵的迅速发展，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将红五纵扩建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6月，红三军团正式成立，此时，红八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仅比红五军少1000余人，红三军团接近一半的兵力来源于鄂东南根据地。
　　红十六军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红军主力后，在帮助鄂东南根据地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发展迅速壮大。1932年9月1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红十六军占领排埠消灭丰田白逆以后，继续占领通山县城，在鄂东一个星期打了四个胜仗，红十六军本身扩大一团以上”⒂。据1932年9月统计，红十六军一、七、九团总数4797人，其中鄂东籍贯的占75%，而由红三师改编的红九团人数为2100人，为其他两团总数之和。⒃
　　从1929年到1934年的6年间，鄂东南根据地参加红军的青壮年无以计数，仅阳新就达37000人。 “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 这首流传甚广的阳新歌谣最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当年鄂东南根据地人民拥红扩军的壮丽景象，鄂东南根据地人民为湘鄂赣根据地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巨大贡献。
　　（三）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
　　巩固的鄂东南根据地不仅是湘鄂赣红军发展最大的兵源基地，也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
　　鄂东南根据地拥有湘鄂赣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厂，是湘鄂赣根据地最重要的武器供给地。1930年2月，中共阳新县委将1928年夏成立的金龙区军工修理组和1929年上半年成立的阳新县修械所合并扩建为阳新兵工厂，1931年职工发展到1500余，辖3处5组一个警卫大队。每天生产炸弹100多枚、子弹500多发、手榴弹280颗及其他各种武器若干，修理各种枪支30余支，仿造德式手枪、汉阳造步枪、轻重机关枪及迫击炮，主要供给鄂东南红三师及红十六军使用，同时也尽量支援地方武装。
　　鄂东南根据地中心阳新还建有红军被服厂，是湘鄂赣根据地红军被服供给的重要地区之一。红军被服厂始建于1930年春，1931年改为鄂东被服厂，后与其他几个小厂合并为鄂东南被服厂。有弹花机5台、织布机19台、织袜机16台、缝纫机30多台，生产品主要供给军用，部分产品也供给党政机关和工农群众。
　　阳新还设立了湘鄂赣根据地规模较大的红军总医院，是湘鄂赣根据地收治红军伤病员最重要的医院。其前身是通山红军总医院，下设龙港、四顶山、沙子店、刘祖桥、燕厦5个分所。1931年春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共鄂东南道委将红军总医院从燕厦迁至阳新龙港，改名鄂东南红军总医院，并在鄂东南各地先后设立其他医院共21所，医务人员292人，病床1408个，先后治愈病人8900人。
　　鄂东南根据地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为根据地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各种工商企业的创办、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根据地比较稳定的4年中，阳新、大冶等地农业、工商业得到大力繁荣，除供给红三师、鄂东南根据地党政机关外，尚能上缴给湘鄂赣根据地，供给红十六师军费。“阳新、大冶、咸宁、武宁各县亦能将集中的款项解缴一部分到办事处来供给军费”⒄，鄂东南地区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整个湘鄂赣根据地红军及党政机关经费的主要来源。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243页。
　　②《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通知—建立工农群众控告代收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③《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④《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的报告大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⑤何长工《红军第八军报告》，1930年5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⑦《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页。
　　⑧1932年9月3日《XX同志关于湘鄂赣青年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33、437、438页。
　　⑨1933年1月3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659页。
　　⑩1931年《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李宗白关于湘鄂赣省的工作报告和过去所犯错误极其责任》，《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45页。
　　⑾1932年9月3日《XX同志关于湘鄂赣青年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页。
　　⑿《 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632页。
　　⒀《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637页。
　　⒁何长工《红军第八军报告》，1930年5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⒂《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564页。
　　⒃1932年9月11日《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工作给中央局的报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⒄1932年2月20日《湘鄂赣省鄂东各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联系会议决议案》，《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92页。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