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山事件及其影响

　　
　　汪 杰
　　

    夏家山事件（亦称鄂东惨案）是1939年9月1日发生在鄂东的一起严重反共磨擦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最先制造的几起惨案之一。它是由国民党五战区桂军与鄂东地方反共顽固派勾结在一起，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造成了中共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重大损失。这一事件，公开地破坏了武汉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在鄂东形成的联合抗日的局面，迫使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不得不在鄂东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反顽斗争；促使中共鄂东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更自觉坚定地走独立自主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正确道路。因而，夏家山事件对于鄂东地区、乃至鄂豫边区抗日形势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揭露与反击反共顽固派斗争，均有着重大影响。

 
　　独立游击五大队的成长与夏家山事件的发生
　　

    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在湖北省委指导下组织创建的鄂东最大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湖北省委，派主要干部到各主要地区“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省委书记郭述申、省委委员钱瑛、省委委员兼鄂东特委副书记方静吉（方毅）相继来到黄冈，向黄冈中心县委传达中央书记处指示，提出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方毅的直接参加和指导下，7月底，黄冈中心县委以中共黄冈三区贾庙支部秘密保存的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七支半枪（所谓半支即长枪锯掉了枪托），组成了一支秘密游击队，训练游击队员。9、10月间，武汉会战临近尾声，国民党军队溃散，四处丢枪。黄冈中心县委立即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到公路上、草丛中收捡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或以饭食、衣物、金钱向溃军官兵交换、购买；同时发动党员带头参军参战。10月24日（即黄冈县城失陷次日），秘密游击队在黄冈贾庙山区正式整编，组建了100多人的“鄂东抗日挺进队”（队长张体学，指导员文祥）。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后，即在黄冈敌后游击，打日寇，除汉奸，得到群众极大拥护，部队发展也很快。1939年1月，在国共两党保持着较好的统战关系的情况下，为了联合抗战，使部队取得“合法”地位，并解决给养问题，中共鄂豫皖区委派人与二十一集团军（桂军）谈判，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下设四个中队，连同机关共700余人。张体学、丁宇宸分别担任正副队长。经桂军划定麻城夏家山、黄冈芦泗坳一带为其防区，与已进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毗邻。
　　五大队的成长和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嫉恨。当时，国民党在鄂东驻有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一个军和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队总指挥程汝怀所率地方部队四个纵队（旅）共5万多人。程汝怀所部不少骨干是内战时期中共的老对头，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如其第十九纵队的支队长刘梅溪，1932年带领清乡团，在礼山（今大悟县）刘家河一次杀绝7户，杀死128口人。程汝怀等如此一帮反共派，怎容得五大队在其“卧榻之侧”生存、发展。在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了“限共、溶共”方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后，鄂东反共顽固派心有灵犀。按捺不住其反共的急切心情，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大摩擦（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之前3个月，便大打出手了。
　　1939年9月1日凌晨，桂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伙同程汝怀所部主力十八纵队王啸风部，突然向夏家山、芦泗坳等五大队驻地发起全面进攻。五大队各部被迫分路向河南信阳、罗山和鄂东北礼山相连的地方突围，沿途战斗激烈。经过英勇奋战，五大队大部胜利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妄图一举消灭五大队的阴谋，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同时，地方党组织及群众也遭到一些损失。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应处长姚渠、营教导员曹云路、医务主任戴醒群，以及医务、后勤人员等共100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这便是震惊一时的“夏家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