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英在中央苏区的反腐实践看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十堰市张湾区史志办主任 严巨东

　　项英于1930年12月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项英同时兼任中央政府党团书记。当时，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领导工作，项英实际主持中央政府日常工作，对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内的贪污腐败现象有着高度警觉并进行坚决斗争。

　　1932年2月17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发展生产节约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文，提出“努力举行节俭运动，使大部分经济用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用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少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3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八次常会，会议决定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号召群众监督各级政府经济，并驱逐贪污分子。3月2日，项英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在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外，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厉的惩办”。3月9日，项英发表《反对对于参加革命战争的消极》一文，谴责一些政府机关“浪费乱用，打埋伏，差不多成为普遍现象，贪污是屡见不鲜”“谁不更改就用革命的纪律制裁谁”。3月16日，项英发表短文《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批评该单位奢侈浪费现象：做一面旗子花9块大洋，购两根手枪丝带花1块2毛4分，买10本日历花3块多大洋，不用油灯一个月点30包洋烛。短文《无奇不有的兴国国家商店和合作社》批评该县国家商店和合作社学投机商人搞垄断商业操纵市场的不良行为。4月6日，项英发表短文《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批评石城县苏维埃主席由农村向城市搬家时放了很多鞭炮，收了很多贺礼，要求把这种封建县长式的主席清除出苏维埃。短文《沿用当铺惯例的闽西工农银行》批评该银行拿着工农的招牌去做高利贷剥削。4月13日，项英发表短文《好摆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点名批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一位姓钱的女干部，给商人开路条贩卖政府禁运的米粉，被地方政府查获扣留后又开假证明去索取，终被揭露出来。

　　1933年5月，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在军队中进行廉政建设。7月28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训令，公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8月1日，颁发《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均规定红军指战员必须廉洁自律，做遵守纪律的模范。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贪污公款100元以上即可处半年以上监禁；因玩怱职守而浪费公款使国家受损失者，以浪费程度处警告、撤销职务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

　　1934年2月，项英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3月，项英带领工作组赴于都县查处震动中央苏区的“于都事件”，查出于都县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冒领、贪污公款，侵吞公物，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做投机生意等严重问题，其中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问题。项英与毛泽东、张国焘联名签发命令，撤销熊仙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职务，苏区最高法院判处熊仙璧有期徒刑一年。其他有关人员受到相应党、政纪处分。

　　江西中共苏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以项英为代表的苏区政府开展如此密集的反腐倡廉工作，可见当时腐败问题客观存在的严重性。同时也说明，共产党从掌握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反腐倡廉工作抓得很紧，此后也在不断进行。但腐败现象并没有被根除，直到80年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把反腐倡廉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并集中打掉一大批“老虎”，拍掉成千上万的“苍蝇”，全党、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腐败问题依然很严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工作“永远在路上”是对共产党80多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告诫全党，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定要把党风廉政建设抓紧抓好，不能懈怠。同时也说明，我们反腐倡廉工作有些方面未能做到位，要吸取必要的教训。

　　首先是我们对腐败产生的原因认识不足。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腐败产生于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是没有腐败思想的，以为把资产阶级解决了，腐败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实际根本不是这样。腐败的产生远早于资产阶级，腐败是专指利用政权和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好处，人类自从产生政权的时候起，腐败问题就相伴而生。从动物世界来看，几乎所有群体生活的野生动物都有首领，而首领往往拥有谋取个体好处的特权，也就是说，在野生动物世界就已产生了早期的腐败问题萌芽。我们一般认为除人以外的野生动物是只有本能没有思想的，也就说明腐败产生的根源不在思想，而在动物求生图存、趋利避害的本能，思想不过是本能的反映。资产阶级以前的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后的阶级都有腐败的冲动和走向腐败的可能性。

　　二是对腐败的顽固性认识不足。以为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腐败就会自然消失，实际上腐败的顽固性极强。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反腐败措施严厉甚至残酷的王朝并不鲜见，但腐败问题却从未被根除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思想教育肯定不能少，但思想教育和短期严厉惩处措施均不能根除腐败。

　　三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严重不足。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不会腐败的，即使有些腐败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防治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严重不足，主要依靠自律，已有的一些法律和纪律规定因缺少监督制约机制而形同虚设，所以，随着建党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腐败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提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极端重视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制约机制建设，可谓是抓到了反腐败的根本问题和点子上，是完全正确的。若能在这方面有较大进步，腐败问题得到缓解可期。（作者系十堰市张湾区史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