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及其特色

　　 　　王恩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于1937年10月12日组建，是由南方八省边界地区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组建以后即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正规军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我新四军开赴敌后，抗击日寇，收复国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湘、赣七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统称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根据地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发动民众共同抗击日、伪、顽的“扫荡”、“清乡”、“蚕食”和“磨擦”，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文化，根据地成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成为日寇铁蹄下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凝聚了力量，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本文就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及其特色，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启示作一探讨。

　　一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当时的背景是，新四军干部大都来自南方八省，被分割、封锁为14个游击区。新四军组建以后，在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革命的对象、性质、方式都改变了，作风、要求也不同了，因此，亟需对干部、战士进行培训、教育，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较低，尤其缺乏懂政治、懂经济、懂财务、懂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这对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无疑是不利的，亟需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以提高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另外一方面，华中地区被日寇侵占以后，不少学校毁于战火，或停办，教师失业，青少年失学，抗日民主政府需要解决就业、就学问题；还有，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沦陷以后，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文化人、爱国青年大批的涌向根据地，投奔新四军，如何安置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摆在新四军领导和根据地政府面前的紧迫问题。故此，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这是加强新四军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是团结知识分子，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是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需要。1940年3月和9月，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和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同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领导重视教育，首先表现在各级领导亲自直接抓教育，都兼任校长，如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兼任华中党校校长和鲁艺华中分院院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兼任抗大5分校校长、政委，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各支队司令员（师长）彭雪枫、黄克诚、张云逸、粟裕、李先念等分别兼任抗大4分校、5分校、8分校、9分校、10分校的校长，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兼任苏中公学校长，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兼任淮南行政学院院长，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兼任洪山公学校长。校长不是挂名，而要直接抓学校筹建、干部配备，出面敦请当地有名望的教师，解决学校运行中的各种困难、矛盾，有的还要兼教课程，如粟裕同志去9分校视察，听汇报，进课堂听课，发现某教员讲课照本宣科，讲得太宽太空，课后与教员交谈，指出讲课要区分对象，不能照搬教材，要有所取舍，要让学员听得懂、用得上。陈毅在5分校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程，亲自修改学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讲稿。彭雪枫在4分校兼着教学任务，定期为学员上课，亲自编写《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军事教材，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名著就是在华中党校讲课的讲稿。
　　其次，表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上，根据地经济那么困难，财政那么吃紧，政府还是拨出一定经费，维持学校最必须的日常开支，包括教师薪水，学生助学金等。华中医学院在筹建过程中，师领导派出很多战士，帮助建造校舍，战士上山砍毛竹、割茅草、制土坯，自己施工盖房子。尊重教师，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省开支，领导同志晚上开会、办公，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但是教师晚上备课可以用二根灯芯；在反“扫荡”、反“清乡”过程中，学校转移，一些教师可享受部队首长待遇，有一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