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的主要经验

　　　曹晋杰

　　从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抓起

　　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下面树立清廉从政的榜样；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清除已发生的腐败，亲自动手，负起责任。当时有人写了《项英将军印象记》一文，专门描述项英艰苦朴素的情况：只见他穿了一套灰军服，裤子上打着两个补丁，束一根皮带，脚下一双皮鞋，鞋头已破了。那时，项英一月只拿四元津贴费，吃的饭菜跟士兵毫无差别。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项英用个人的津贴费招待，并关照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三元钱，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谭震林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1940年春从皖南繁昌调到苏南东路领导抗日工作。一路上，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同行的参谋白书章看他白天行军，晚上学习，非常辛苦，吩咐炊事员给他炒两个鸡蛋吃。谭震林不仅未吃，还将白书章训了一顿。彭雪枫夫人林颖钢笔在行军途中丢了，一位领导同志知道后，就把公家库存的一支金星笔给了她。彭雪枫认为自己的爱人不能有任何特殊的享受和待遇，坚持用自己的津贴费按市价赔偿公家。彭雪枫结婚时，大家看到他那床被子已经破了，要给他换床新的，他怎么也不肯。他对林颖说：“如果我们结婚换新被子，其他干部怎么办？目前部队很困难，我们不能特殊。”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抓得很紧。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有个名叫范连辉的营长，1939年5月负责把国民党第三战区发给李明扬的10万发子弹护送到泰州吴家桥。李明扬派人验收，发现驳壳枪子弹每箱都少了许多，经查是范连辉途中行窃，准备出售私吞。陈毅在水西村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撤销范连辉营长职务，下连监督劳动，以观后效。1939年7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现一位姓唐的副官有贪污行为，张云逸要求指挥部认真查处，一面派人清查唐副官经手的账目，一面将唐副官禁闭起来。贪污事实查清后，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把唐的贪污行为予以公布，让大家来揭发批判。

　　建立健全民主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全都按照“三三制”原则，在县级和县级以上建立了参议会，区、乡设参政员。各根据地在参议会成立后，都颁布了各级参议会《组织法》，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参议会决定行政区内的施政方针；创建与复决政府之法令；审查通过政府工作计划；决定行政区内应兴应革事宜；审查和通过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审查之；监督政府人员，必要时加以弹劾、罢免等等。党与非党人员“在政府工作都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监督”，“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有了民主机制，还要有相应措施，才能把群众监督作用真正发挥起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上到下采取了三条措施：各级首长带头，主动对自己所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检讨，以消除群众不敢向领导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和揭发错误的顾虑；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批评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为群众撑腰；抓住大案要案尽快查实后公之于众。1942年6月至7月的两个月中，苏中第三分区就有苏中税务局第四分局主任邢爱身贪污4000元、新四军第一师特务营营长李桂成贪污1000元等四人被依法判处死刑；在处理贪腐分子时，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定案准确，处罚得当。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还特别重视在报刊上公开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加强舆论监督。当时，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办了250多种报纸杂志，华中局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规定：凡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批评稿件，只要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未征求或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批评，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触犯行政法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