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首次武汉之行

莫列义

　　1920年2月间，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因胡适要在北京陪同杜威访华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参加筹办西南大学事宜，寄居亚东图书馆，接到文华大学电邀后，即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2月4日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冒雪迎接陈独秀。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
　　2月5日上午，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慷慨地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演讲结束时，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散场后，青年记者包惠僧紧跟在陈独秀身后，递上自己的名片说：“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陈独秀笑着说：“可以，可以”。
　　下午，陈独秀又在文华大学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演讲的要点是：改造社会的方法有三，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受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信仰有二，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陈独秀说：“只有贯彻这种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可避免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
　　2月6日上午，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继续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陈独秀说：“学校教育多属于知识之教育，而情感之教育则不多，睹故求知识充满之致用，非情感教育之发达，其道末由。情感云者，即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之谓也，然则究以何者为标准乎？曰‘以宗教为知识教育之标准，’贵校系基督教徒所设立，耶酥基督惟其能牺牲自己一切，所以为世界之模范夫。西国之强健不仅系知识教育之发达，仰情感教育有以并进之耳。”陈独秀演说完毕，讲堂内掌声雷动。
　　2月7日上午，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听众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许多省议员。陈独秀说：“新教育是对旧教育而言的，要方法新、科目新、精神新。教育不在多，关键在用新的教授方法和精神。教育怎么会有新旧的区分呢？怎么样算是新教育呢？怎么样算是旧教育呢？我晓得，大家必定说，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这些科目要算是新教育，读经史、读四书、读古文、学美术，要算是旧教育，我说并不是这个样。无论什么教育，要研究他的时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并不在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旧教育，只要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还是白说的。新教育主要体现两点，一、教育要趋重社会。教育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知识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知识的获得主要靠教育。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家的文化就不堪问了。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启发教育应以学生为本位。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要有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到有用的知识。不能叫其读没有作用的书，做没得作用的事。因此教育是训练的，非口说的，是发展的，非流传的。道德的进步要有行为的教育，学问的进步，要有知识的教育。三、要讲究实际的应用。要反对教育追求形式、各省学校一律整齐划一。教育要对社会有用，学生所学得的专业要与专业有关的行业对口。科目不在多，只在其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到新教育，造就新人材矣。”演讲完毕后，陈独秀同议员刘俊夫等交谈教育意见，并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
　　当天下午，汉口堤口下段保安会，为陈独秀举行欢迎大会，到会者有数百人。会上，陈独秀发表了演说，希望武汉市民能为外交后盾，能谋工商业之发达。会后，陈独秀参加了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包惠僧来见陈独秀。陈独秀握着包惠僧的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音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
　　武汉当局对陈独秀的言论大为惊骇，命令他立即停止讲演。陈独秀非常“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7日晚，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车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被国内各地报纸登载。北洋政府极其恼怒，限期要警察署捕人。警察立即到火车站和陈独秀的住宅侦查。陈独秀回到北京，感到情况不妙，立即去了胡适家。后来感到胡适家也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的家。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和陈独秀一起，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原载《湖北档案》2010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