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之研究

李城外

　　2017年8月至9月，距鄂南秋收暴动整整90周年了。多年以来，有两个巨大的问号一直萦绕于笔者脑际，这便是鄂南秋收暴动为何在中共党史中的份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估？因此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即：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究竟应花落谁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以期引起党史界关注。
　　

一、中共党史正史有关叙述之不足

　　众所周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贡献是，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如提出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从而使全党在白色恐怖面前没有惊慌、消沉和退却，明确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65号，这里是全党的中枢，也是发布全国秋收暴动号令的策源地，而8月中下旬发生的鄂南农民武装起义，则打响了全国秋暴的第一枪，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然而，多年来，我国出版的党史书籍中有关秋收起义的叙述大都以湘赣暴动为主，甚至只提了湘赣秋暴而不提鄂南秋暴和建立红色政权，这是很不妥当的，何以见得？其一，从区域上看，秋收暴动不仅包括鄂湘赣粤四省，还远及苏、浙、豫、陕、冀等多个省份；其二，从规模上看，海陆丰暴动和鄂南暴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亚于湘赣暴动；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从时间上看，鄂南秋暴和建立红色政权早于湘赣暴动和海陆丰暴动，而且坚持时间之长在鄂湘赣粤四省中，也首屈一指。
　　我们且看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第三章“掀起革命风暴”中第一节“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篇幅不小，却并未提及鄂南秋收暴动，只是浓墨重彩地提到“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自然忽略了在鄂南秋暴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再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更是对鄂南秋暴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只字未提，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发动鄂南秋暴的先驱者九泉之下难以瞑目的。
　　实际上，“八七会议”后，鄂南秋收暴动震惊全国，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俗称“两湖暴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靠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至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由此可见，在鄂南秋暴诞生的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既不应该也毫无理由在党的历史上被省略的。
　　墙内开花墙外香。倒是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处提及鄂南起义。其一，第四章“1927年至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1927年的起义”云：“‘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右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 其二，第十一章“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中“秋收起义”云，“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秋收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部分，……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因为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移到一个市镇——新店，……经过不到10天的到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 江海壮阔，总归有源；树高千尺，总归有根。时隔90年，现在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