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前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李新福

　　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提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他说；“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立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是运用第一种方式，当然也是四种革命力量的合力而形成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湖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蒋、汪叛变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遭逮捕和屠杀，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直到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才把钱瑛、陶铸从监狱中保释出来。1937年10月中旬，南方局派钱瑛、陶铸、郭述申到湖北来工作，与先期在湖北工作的何伟取得联系，将原来的工作委员会和一个支部接收过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委员会，以便发动群众，投入全民族的抗战。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钱瑛负责组织，陶铸负责宣传，并吸收何伟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12月，工委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正式成立临时省委。郭述申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委员有钱瑛、何伟、王亦清、方毅等。1938年6月，临时省委进一步扩大为15人，并组成正式省委。同时还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每一个区域都派了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作发动群众的工作。
　　领导抗日，必须要有大批的干部。省委利用统一战线关系，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了一个训练班，与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商定，以进步人士李范一的名义开办，实际上由陶铸负责。通过这个训练班，培养了许多党的干部，先后有300多人毕业，以国民党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派往各县去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各阶层的群众力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组织的“巡回宣传队”这个组织中，有从上海，北京派来的党员在里面工作。我党利用这个组织又训练了一部分干部，并通过这个组织，使党的力量又发展到各县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湖北省各地都相继有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一些据点。如当时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就有应城、天门、京山、安陆、钟祥、汉川、荆门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应城、天门、京山已成立区委，沔阳县为县工作委员会，共计党员239人。
　　经过党组织一段工作后，许多群众团体和救亡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了。如姜纪常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孙世号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杨经曲、张执一所领导的“乡村教育促进会”以及陶剑寒所领导的“鄂中农村工作社”等团体都先后建立。这些团体团结和组织了很大一批热心抗战青年和群众，这为后来建立根据地、创立革命武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抗战，必须要有武装。于是党组织首先在应城石膏矿工人中组织了一批工人武装，通过各种关系买了四十多条枪，作为基干队伍，并在武汉周围的几个县也作了布置，成立了游击小组，埋伏在市区的周围。中心地区是在钟祥、荆沙一带及大洪山地区，等国民党退走了，党组织就公开活动。在武汉撤退以前，又派了上百名党员到鄂中、鄂东去工作，其重点是鄂中地区，仅少数党员留在武汉，还有一部分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鄂西去工作。此外，还利用从汤池训练班出来到各县去工作的合作指导员，主动和县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工作，成立公开的武装组织，叫县大队。当时就争取了京山、应城的县长，搞起了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