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池训练班与中国共产党

苏全有

　　汤池训练班的全称是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它是以湖北省建设厅名义举办，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该组织对我党所领导的鄂中地区抗日战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

　　汤池训练班的创建，与董必武、杨显东关系密切。
　　董必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12月，同盟会湖北支部吸收他为会员，不久，他和潘怡如、张国恩等被推举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随着民国的建立，同盟会总部从东京移到南京，改秘密为公开，湖北同盟会重新组织了支部，选石瑛为支部长。此后董、石二人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37年11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抗战中心城市武汉。11月初的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二度被任命为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悄然来到特务密布的汉口中街（现长春街）89号“大石洋行”。此时，这幢被没收的敌产房内，住着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代表。
　　石瑛说，建设厅下面有一个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人员，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几批农村合作指导员都只知做官，不去做事，农民得不到实惠，许多贷款还被“指导员”中饱私囊了。“国民党是腐败了，我想培养一批像你们共产党人那样能吃苦耐劳，为民众做事的人，到湖北各县去推广合作事业。”对此积极的意向，董必武当即表示了支持。
　　石瑛回到建设厅后，没有透露与董必武会晤之事，却于11月7日有意向下属们征询开办训练班的办法。建设厅棉业改良所所长、棉业专家杨显东（当时与美国、苏联共产党联系密切，195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说：“必须用建设厅的名义办，不必建设厅出钱。”石瑛说：“我同意用建设厅名义办训练班。经费建设厅无此预算，但我这里有五千块钱，是一个老朋友的，他老了，把这笔钱交给我，要我用在抗日方面，我就把它交给你办训练班。”（杨显东知道这是石瑛仅有的私人储蓄，他原打算用来买块地办农场的。）杨显东说：“周苍柏可以负责经费，但是训练班最好请李范一先生出来主持，就在汤池办，因为他搞的汤池农村实验区可作为训练班的校舍。”石瑛说：“范一先生是位做事的人，我完全同意他主持训练班，设在汤池，我也赞成，你去征求范一先生的意见。”第二天早晨，杨显东到应城找李范一，把来意和李范一详细谈了一番，并说石瑛先生同意请他出来主持。李范一听说后，同意在汤池办训练班并出来主持训练班工作。最后，杨显东提出去请八路军派人负责训练，对此李范一开始有些犹豫，李说：“请阎宝航（阎做过东北的地下省长）推荐人来训练。”杨显东说：“打游击非请八路军不可。”李也就默认了。
　　11月10日晚，石瑛在家请客，招待董必武和李范一，商谈落实训练班事宜。石瑛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李范一，董必武方面叫杨显东通知并陪同。席间，董必武听了石瑛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后，恳切地表示，日本貌似强大，但底子薄，只要我们能坚持到底，抗战终将胜利；而要赢得胜利，不能单靠军队，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实现全面抗战，战争越持久，人民的威力越将显示出来。因此，举办训练班，培养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并通过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关系抗战胜败的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听了董必武的一番话，石瑛说：“训练班设在汤池，以建设厅名义办，请李范一主持，请董必武先生派人训练，打游击只有你们训练才行，建设厅方面，由杨显东老弟全权代表，他是我们的技正和湖北棉业改良所所长，经费他找了上海银行，由他负责，学生毕业后，由建设厅派到各县当合作指导员。”
　　董必武与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等讨论后认为，办汤池训练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以后开辟敌后游击战争准备一批干部。因此，派去的负责人既要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又要懂军事，还要有一定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当时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陶铸，经历过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立场坚定，又是黄埔军校毕业，有实际作战经验，他去最为理想。于是征得省工委同意后，派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训练班主持实际工作。
　　11月11日下午，董必武带着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陶铸来到汉口上海银行楼上杨显东的办公室里，与杨显东见面。当天，杨显东就陪着陶铸会晤了石瑛，石瑛说：“训练青年打游击全靠你。”陶铸说：“我当尽力而为，决不辜负石先生的期望。”
　　11月12日，杨显东陪着陶铸乘小火轮到汤池，当晚见了李范一，就在李家商量了训练班的名称、组织、经费及招生等问题。第二天，李范一陪他们参观了汤池农村实验区。14日，杨显东和陶铸回到汉口，接着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内招生。18日，陶铸带着这批学生乘船到皂市，19日步行到汤池，20日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