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长征战略转移的提出及其抉择

黄亚楠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原本承担坚持根据地斗争任务的红二十五军经过不到两年的酝酿选择了出发长征，最终发挥了革命落脚点的先导作用，成为长征中最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与其他几路军相比，目前学界关于红二十五军的研究论著不多，尤其从战略层面对红二十五军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述寥寥无几。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有三次重要抉择：战略转移、西征入陕、落脚陕甘。这三次选择决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方向的基本格局，影响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重要意义。
　　其中，实施“战略转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红二十五军经过长期的互动思考而根据革命实际作出的重要决定，拉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关于原本担负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重任的红二十五军为何转移，有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还不够深入。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中央内部相继呈现出两种不同态度，鄂豫皖省委的两次选择也不尽相同，多种情况的复杂缠绕，着实耐人寻味。本文试从战略层面对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前的历史背景与认识局限、中央与省委的不同立场与转变及实施战略转移的实际意义进行考察，爬疏其中的历史理路。
　　

一、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前的历史背景与认知局限

　　自1932年5月以后，国民党调动重兵对中国南方各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相继发动第四、五次“围剿”。在鄂豫皖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约两万余人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去。留在根据地的几个主力团及地方武装遂于1932年11月底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斗争。中央赋予红二十五军坚持和发展鄂豫皖苏区的重任，原来由三、四万主力承担的任务，落在了重建后仅有数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肩上。
　　留在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处在多重压力之中，鄂豫皖省委认为生存和干部困难占主要地位。一方面，外部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五军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威慑。另一方面，省委及军队内部组织分散，各级干部处于分散或残缺状态。此外还没有电台，交通关系未恢复，省委与中央之间的信息互动滞后，只能靠交通员奔波周转，耗费周期长，给红二十五军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带来极大不便。
　　如此重压下，红二十五军仍坚持斗争。1932年底到1933年4月，通过鄂东北、皖西北地区的分兵活动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恢复，后又集中兵力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大规模的划区“清剿”，根据地形势初步好转，红二十五军从重建时的七千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然而，因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根据地形势好转的情势下，鄂豫皖省委滋生了冒进情绪，贸然进攻敌人防御坚固的七里坪，损失近半；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采取内线单纯防御作战方针，招致“中心保卫战”接连失败。
　　1933年10月16日，省委在紫云寨召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转变斗争方针，并派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况，请求中央派干部到鄂豫皖指导工作。11月10日，省委书记沈泽民起草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将七里坪战斗以来的失败归结为“路线差误”。实际上，这个认识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省委虽意识到了路线错误的负面影响，但其转变的只是在原苏区的斗争方针而不是战略方向，仍未充分认识到错误的真正根源在于“左”倾路线脱离了当时的革命实际。此外，省委还将干部“拙劣”也作为失败的关键因素，其实干部能力并不是症结所在，因为之后在战略选择和长征过程中，省委的主要干部发挥了有力作用。
　　因此，内外交困、战斗的部分胜利与暂时受挫、以及在路线认识上的局限性，给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之后选择“实施战略转移”还是“继续坚持斗争”制造了更为复杂的考虑因素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