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成立的前前后后

夏海

　　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至40年代上半叶，在大江南北千里抗日沙场上，驰骋着一支彪炳史册的钢铁军队，这就是威震敌胆的新四军。由于武汉在抗战初期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周围广大地区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因而与新四军的初创建军、东进作战有着不可割裂的血肉联系。
　　创建新四军，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主力红军长征后，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8省14个地区，坚持着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抗日战争初期，延安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到武汉，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迅速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级党组织，大力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准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擎起南方抗战半壁江山。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以武汉为党在国统区的指挥枢纽，配合党中央完成创建新四军的使命，并指挥其东进作战。
　　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挺等，曾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试探接触，酝酿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奔赴抗日战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发出著名的“八一指示”，并派遣代表分赴各地，指导谈判改编工作。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正在沪居住的叶挺登上寓所屋顶观察了日机深入闸北、浦东市区的狂轰滥炸，以及国民党军队虽英勇搏击，终因力量太弱无力抵御外侮的严峻现实，因而激发了他重上战场，报效国家的斗志。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将中共希望他参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要求作为他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岌岌难保的严重情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接收了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一点蒋介石也接受了。10月12日，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0底，中共中央确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诚恳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共商建军大计。11月7日，叶挺与奉命到达延安的项英就新四军的改编作了交谈。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在武汉稍作停留，旋又与参与新四军改编工作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转赴南京，将毛泽东提出的新四军组建方案和陕北红军再增编一个师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有关当局，为争取他们的“批准”作出努力。
　　1937年12月初，在日军的威胁下，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叶挺离开南京到达武汉，组建新四军的艰巨工作摆上了日程。叶挺依据毛泽东致博古“新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电文指示，筹建军部。新四军筹备处设在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现胜利街332-352号），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关防，开展有关军需、军医各个方面的交涉联络工作。叶挺以他十年中积聚起来的极大工作热情，奔走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之间，为即将集中整编的新四军部队招兵买马，筹枪筹款，展开了紧张活动。叶挺的故旧、亲属二十余人也参与了新四军的筹备工作。
　　鉴于新四军编制问题尚未同国民党达成协议，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明确规定了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决定“建立中央局于武汉，统辖南中国党的工作”，并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就近指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至此，组建新四军大业进入了新阶段。
　　12月23日，项英结束了在延安的公务，经西安乘机与延安派出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一批军事干部同日到达武汉。这批穿八路军制服的干部便与叶挺领导的一批穿便服的干部开始了合编。当晚，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汉口日租界中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第一项议程即讨论新四军工作。会议决定：目前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长叶剑英研究拟定新四军作战方案：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下设军务组（张经武主持），专司新四军工作和游击队、军火、扩大武装之责等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还对新四军作战地区的划分提出初步设想：以浙赣铁路以北为第一战区，之南为第二战区，湘鄂赣边、湘赣边、粤闽边、闽粤赣边为后方地区，鄂豫皖边为第三战区。
　　12月24日，叶挺和项英一起听取赖传珠关于军部现在干部情况和工作布置的汇报。
　　12月25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到会的有张云逸、赖传珠、宋裕和、胡立教、李子芳等六十余人，他们就上海、南京失守以后，组建中的新四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它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军部在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政治部、参谋部、副官处、军需处、医务处等办事机构初具规模。
　　12月26日，叶挺以军长的名义，把经何应钦批准领到的5万元“开办费”拨出一部分，给延安来的干部每人发8块大洋作过年费，并在德租界借味腴别墅宴请来武汉汇报的各游击队领导人和全体机关干部。接着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也在这家饭店设宴答谢。全体干部换上了深灰色的新四军制服。这些活动，既是欢迎来汉口联系改编事宜的陈毅、高敬亭等各部队负责人，也含有军部两部分干部新年联欢的意思。
　　1938年1月1日，由副参谋长周子昆率领的第二批军政干部三十余人到达武汉。为顾全大局，迅速完成新四军组建，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坚持既定原则，不让国民党插入一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灵活地作出些让步。如在编制问题上放弃原“两师四旅八团”或“两个纵队七个分队”的计划。在隶属关系上放弃了新四军由八路军节制的要求，同意江南部队、江北部队暂归第三战区指挥。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的名单及编制、薪饷等。1月4日，项英率军部离汉，6日抵达南昌，月底颁布了新四军战斗序列，并组织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向蒋介石指定的歙县岩寺集中改编。周恩来留叶挺在汉口办理交涉事宜。
　　中共中央长江局协助新四军度过初创阶段的艰难。新四军组建初期，军务纷繁，百事待举，中共中央长江局坐镇武汉，部署并指挥了新四军各战斗单位的改编和集中的工作，江南新四军部队的改编工作，由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等军部和东南分局负责人主持：江北鄂豫皖边、鄂豫边及江南湘鄂赣边的部队改编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直接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董必武指导高敬亭、傅秋涛两部的谈判改编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等指导河南党组织，创建了新四军游击支队。
　　新四军白手起家，在伙食、被服、枪械、经费等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力排国民党内部某些反动势力的干扰，叶挺更以他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频繁奔走，进行了艰难的交涉，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人、枪、款各个方面都有不少收获。在经费问题上，新四军预算每月为16。6万元，何应钦只批了6。5万，砍掉了一个10万整数；对于请发1万套棉衣项目上，竟批着“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的荒谬之辞。周恩来与叶挺分别不厌其烦地找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交涉，据理力争，终于将每月经费增加到9万元。周恩来在汉口还做章乃器（后任安徽省府财政厅长）的工作，请他注意搞好资助新四军的合作，章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中共中央长江局还发动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资助新四军。仅江西就在一年内赶制出万余个急救包、万余套军衣等。
　　为了扩充兵源，汉口党组织在武汉沦陷前，先后动员了一批批学生、文化人、工人去新四军。叶剑英还指示河南省委，派陈康率竹沟第一期教导大队部分学员和留守处干部战士共三百多人，补充到第八团队，另派40名学员奔赴皖南军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汉口汇报工作返沪后，即以遣散难民的名义，于1938年7～8月分两批输送八百余人抵皖南，不久又陆续输送一百多人。
　　武汉创办中共第一张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大量地报道新四军东进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日军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斗志，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
　　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所辖鄂豫两省委，在武汉、鄂东七里坪、鄂中汤池、豫南竹沟等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和教导队，共培养出六千余名军政骨干和各类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鄂豫皖鲁苏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和新四军第三、四、五师的重要干部来源。
　　总之，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武汉人民对初创阶段的新四军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