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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大革命洪流中对“三大法宝”的初步探索

2018/10/11

陈郝杰

  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以此为线索,本文重点分析党在大革命时期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
  关于统一战线,党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党的三大、国民党一大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也埋伏着严重危机,国民党新老右派限共、反共活动日益加紧。从1926年1月开始,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先后发生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蒋介石接连进攻,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敢同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一退再退,逐个丢失阵地。大革命后期形成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特点就是在同国民党建立革命联合战线中,不敢斗争,不明白“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道理,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从更长的时间段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认识到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因而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大革命中,党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和合作,在关系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使得蒋介石一步步攫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所犯三次“左”倾错误各有各的特点,但一个共同点是将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视作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在统一战线中发生关门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陷入孤立。正是在总结统一战线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关于武装斗争,党在大革命时期做过有益探索,但还没有彻底了解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这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大革命时期的党已经开始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组成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926年12月,中共重庆地委发动了泸顺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党在大革命时期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但是,从总体看,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这个带血的教训,指的就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致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
  关于党的建设,党在大革命时期迈出重要步伐,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从党的组织发展看,党的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党的四大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由年初的994人,发展到3000人,年底更是达到1万人。北伐战争后期,在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
  从党的组织建设看,大革命时期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党的五大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索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为之后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这一时期的党毕竟还没有太多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都懂得不多。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
  

原载《党史天地》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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