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精神简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方城

　　中共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把建党精神称为红船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开启革命精神的源头，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创造了一系列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就是其中一种。大别山精神指1920年武汉中学创办至1949年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解放，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党性和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倾向的总和。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别山精神的产生背景
　　大别山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这一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古属楚地，深受尚美、尚武、执着、自强的楚文化精神熏染，形成了朴实、忠勇、自强、执着的文化心理和淳朴强悍的民风。这里虽地处僻壤，却有着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文风、学风极盛。比如明代，黄安一县就建有六大书院，进步思想家李贽在黄安、麻城讲学著述十六年。近代以来，这里更产生了一些像董必武这样思想先进的文化人。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纷纷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大别山精神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健康的基因和鲜活的血脉。
　　大别山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又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地。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而至近代，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经济把人们束缚在贫瘠的田园，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十分落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辛亥革命以后，连绵的军阀战争使中国社会趋向混乱，吏治高度腐败，这一地区的各级政权多为地痞、恶霸及劣绅所把持，与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触即发。1916年5月，黄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遭受迫害而返乡的革命志士就愤然起义，占领县城，虽很快被镇压，却不啻严冬里一声春雷。
　　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使这一地区在五四运动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之一。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几乎纵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而为大别山精神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
　　经过长期研究和反复讨论，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同将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人们之所以认同将这种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首先是因为这种表述来源于大别山精神发展历程中两个最重要阶段的原生态权威表述。
　　大别山精神经历了孕育、产生、形成、发展四个阶段。大别山精神孕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大致从1920年3月武汉中学创办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大别山精神产生在黄麻起义前后，大致从1927年8月重组黄安县委到12月黄麻起义队伍转移木兰山。大别山精神形成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大致从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举行“二次暴动”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夕。大别山精神发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致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鄂豫皖地区解放。
　　“朴诚勇毅”来源于大别山精神的孕育阶段，是董必武1920年创办武汉中学时为武汉中学制定的校训，源自董必武朴诚传家的家风。武汉中学是湖北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董必武制定这一校训，是为武汉中学教育学生标示明确的精神指向。董必武后来解释说，“朴”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他认为应该将武汉中学的学生培养成跟黑暗势力斗争的战士，像金石一样坚强，像丹青一样本色不变，因此当时还以“朴诚勇毅”为横额撰写一幅对联刻在武汉中学的大门：“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新中国成立后，他给武汉中学题词，又在“朴诚勇毅”之后加上“干革命”三个字。“干革命”就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这一点睛之笔其实早就蕴涵在校训之中，只是当年不能明言而已。“朴诚勇毅”是大别山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干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二者的有机结合，成为武汉中学学生的精神指向。1923年冬和1924年春，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分别召集黄安籍和麻城籍的学生党员，主持成立中共黄安工作组和中共麻城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成立后，分别回到黄安、麻城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揭开大别山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序幕。后来，正是由这两个工作组演化而成的黄安县委和麻城县委在湖北省委和黄麻特委领导下，组织发动“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举行“二次暴动”，割据柴山保，开始创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骨干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朴诚勇毅”精神的武汉中学学生和其他在董必武影响下投身革命的青年，“朴诚勇毅”由此成为大别山精神的源头。董必武虽然没有参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但作为武汉中学的创始人、主持人和在大别山地区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播火人，他是当之无愧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精神领袖。所以，“朴诚勇毅”这一作为大别山精神源头的原生态表述，其权威性毋容置疑。
　　“不胜不休”来源于大别山精神的形成阶段。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几位领导人率部上柴山保后，为表达开辟柴山保、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心，即以金兰结拜的方式对天盟誓：“同甘共苦，不胜不休。”1930年夏鄂豫皖边区各自为战的三支红军部队统一编制为红一军后，相继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并取得胜利。后来，红四方面军即制定军训：“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同时，对这一军训作出说明：“智”就是“学习”，“有阶级自觉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深湛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学习无产阶级的一切聪明”；“勇”就是“勇敢”，“敢于牺牲，勇于吃苦耐劳，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定”就是“有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环境的决心，在任何困苦之下，绝不动摇”，“为革命斗争到底”；“排难”就是“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决不在困难面前投降”；“创新”就是“有创造性”，“创造新局面、新苏区，挽回战局，创造新的战术战略”；“团结”就是“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团结如一人的奋斗，协同一致的努力”；“奋斗”就是“坚决向前冲，努力猛进百折不回”；“不胜不休”就是“不实现苏维埃新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就誓不罢休”。显然，这十六字军训是对黄麻起义以来建军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领导人誓言的直接传承，是这支部队建设的精神指向。这一表述可视为对大别山精神诸种要素的整体概括，因而成为大别山精神形成的标志。红四方面军是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是红四方面军的源头，“不胜不休”作为其精神标示的原生态表述，其权威性同样毋容置疑。
　　此外，“朴诚勇毅”“不胜不休”这种原生态表述，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大别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大别山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用这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原生态话语作为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更能彰显这种精神的文化特质，是其他任何后来的概括性话语都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