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秋收暴动研究

李城外

　　发生于1927年8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的鄂南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在党的八七会议后，率先点燃了全国秋收暴动的烽火，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对它的关注度十分有限，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时隔90余年，我们重新走进那段尘封的血与火的岁月，对于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告慰领导和参加鄂南秋暴的革命先驱，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鄂南秋收暴动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之后，全国秋收暴动风起云涌，但它为何发端于鄂南？主要原因在于：（一）明显的政治优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直接部署。据曾主持八七会议并临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和他曾在罗亦农家开会，一道部署湖北秋收暴动，并视为“这是我们党在这段时期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同时，中央于8月3日就制定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大纲》，两天后湖北省委制定出《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随后，中央还通过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二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时过问湖北秋收暴动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赴鄂南部署暴动事宜，其活动经费还得到过苏联理事馆的支持。三是湖北各地基层党组织的积极配合。早在1925年初，鄂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通山县镇南中学成立。1926年夏秋，中共湖北省委选派大批干部到鄂南开展工作，迎接北伐军，随后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都成立了中共县委。到了1927年7月，党员人数激增，如蒲圻、通山各有500人，通城有240人，最少的县亦有20人，均成为发动鄂南秋收暴动的有力保障。（二）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先，当年鄂南铁路水路就十分便利，尤其是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仅百里之遥，可节省时间和空间，便于发号施令和组织行动。其次，鄂南地处幕阜山西麓，横亘鄂赣湘三省边界，是连接武汉与长沙的咽喉，加之境内九宫山、赤壁、汀泗桥地势十分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控制了这个区域便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时的情形，又以鄂南为佳，而鄂南区在政治上即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上断绝武长路的交通电邮，又可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的农民暴动。”（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生在1926年8月的北伐汀泗桥之战，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之役，不仅极大的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也助推了当地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据《湖北省总工会各县总工会会员统计》，嘉鱼有2212人，蒲圻928人，咸宁4802人，通山1044人，崇阳2000人，通城2000人。同时，蒲圻、通山、崇阳等地还纷纷成立农民协会，会员数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均为鄂南秋收暴动迅速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比较而言，全国如火如荼的秋收暴动之所以发端于鄂南，因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已出版的湖北省、咸宁市及鄂南六县市区三级中共地方正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纵观鄂南秋暴发展的全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八月中下旬，揭竿而起，旗开得胜。
　　（一）崇阳农民革命军拉开鄂南秋收暴动序幕。1927年初，名为崇阳县团防局局长、实为中共崇阳特支军事部长的叶重开率部深入区乡，支持农会开展工作，镇压土豪、劣绅；5月，他又组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并担任队长。自8月起，鄂南特委根据省委安排，在群众基础好的县策划夺取县城、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4日凌晨，因叶重开所部与当地恶霸魏石峰民团在城隍庙不期而遇，引发激战，最终农民自卫军获胜，收缴了区乡民团的枪支40多支，队伍扩大到130人，并乘胜占领了县城。然而，反动势力不甘失败，企图反扑。几天以后，省农协特派罗荣桓等来到崇阳农军驻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经过形势分析，决定将崇阳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崇阳农民革命军，并推举罗荣桓为党代表，同时制定了下一步暴动行动方案。一周后，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长沈衡荪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集中崇阳农民武装和区乡农协骨干筹划暴动，并在县城福音堂成立暴动委员会。14日，叶重开率领崇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在洪下提前打响鄂南暴动的第一枪，成功袭击地主武装，缴获粮船一艘，大米40余包，步枪5支，歼敌10余人。但由于洪下暴动的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的围剿，为摆脱敌人，18日，叶重开率部离开崇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
　　（二）通城县劳农政府在“八二〇暴动”中闪亮登场。罗荣桓一行到达通城后，马上与中共地下党员、通城县长王武扬取得联系，召开秘密会议，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部署暴动计划，达成了里应外合的共识。8月20日上午，由叶重开带领的10余名“团丁”押着由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共匪”，骗取驻守县城的五区团防局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的罗荣桓指挥下的农军配合，然后直捣县衙，缴获民团枪支1000余支，子弹几十担。当天下午召开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罗荣桓、王武扬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总指挥，下设通城、崇阳两个大队，肖力和叶重开分别担任大队长。会后，立即处决了反动民团团长刘秀波。8月21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的指示，组织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朱春山任主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十三军及反动民团组织力量向通城反扑。为了保存实力，9月4日，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城、崇阳农军500余人，携带武器向江西修水县转移，途经通城麦市宿营时，受到追兵夹击，部队被打散，突围所剩100余人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起义。--
　　64年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此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和武装，共计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师”。1963年12月19日，朱德元帅作七绝《吊罗荣桓同志》亦称道：“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
　　（三）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上演精彩红色剧目。1927年8月下旬，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将通山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通山农民革命军，李良材任党代表，夏桂林、叶金波分别担任正副指挥。三人抓住通山驻军陈维汉部调走的大好时机，令全县各地农军提前暴动，占领四乡集镇，准备夺取县城。28日至29日，各区乡捷报频传，次日，东南、西、北三面合围县城，大局已定。县委书记李良材以同乡名义给守城的何雄飞县长写信，劝降成功，警备队被缴械，县长及僚属被拘押。下午，各地农民召开会议，分片酝酿，推选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31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夏桂林、叶金波分别当选正副委员长，下设军事部、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红色县政府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办了十件实事：1.严守四境，防止反动派对新生革命政权的破坏，维护境内社会秩序，使通山成为鄂南全面暴动的战略后方；2.建立区乡政府，摧毁反动统治。从农民革命军中抽调骨干分赴全县各区乡（镇），惩处土豪山霸，恢复农协组织，由农协行使区乡政府权力；3.申张正义，严惩邪恶。各区乡严惩了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治安党”反动头目与坏分子。4.劫富济贫，筹集军需。责令豪绅巨富交粮交租，除解决贫困群众生活困难外，还积谷，筹金，以备战斗之需；5.抗租抗债。组织民众清算土豪劣绅财产，取消高利贷，烧毁豪绅地主的账簿、账本、借据与契约；6.没收土地，还田于民。各区乡将没收的大土豪劣绅与一部分由土豪劣绅所控制的公会土地，分给无田或缺少田地的农民耕种；7.扩军备战，集中培训。组织动员千余名青壮年参加农民革命军，并进行整编、训练。8.广泛宣传，恢复群团。组织文化干部深入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并帮助区乡恢复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9.惩办首恶，以儆效尤。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敌县长何雄飞等人，并将何及其心腹处以极刑；10.组织农军，出征咸宁。
　　综上所述，鄂南南三县的秋收暴动均发生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个月内，通城、通山还先后建立了县级红色政权，可谓在全国范围内领风气之先，是既不应该也毫无理由在党的历史上被省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鄂南秋暴酝酿和发动始于1927年7月，早于八七会议。1927年12月21日，罗亦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中指出：“秋收暴动，省委在7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7月底至9月10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了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成立特别委员会。”实属难能可贵，可圈可点。
　　第二阶段，九月上旬至十月下旬，从高潮走向低谷。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派符向一主持鄂南特委工作，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特委还派出党员干部到鄂南各县指导工作。8月底、9月初，中共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赴鄂南部署暴动。9月8日，鄂南特委委员黄赤光指挥组织农军，在粤汉铁路蒲圻中伙铺劫获敌运送弹药辎重的列车，缴获全部弹药饷银。9月9日，嘉鱼县吕金城等指挥下，成功举行“米埠暴动”。9月10日，咸宁农军由吴光浩率领，向汀泗桥挺进。同时，通山农军一团在夏桂林、陈叔卿的率领下，奔赴咸宁柏墩，于9月13日与咸宁农军一起攻下马桥，并成立咸通农民军军事委员会，刘镇一任主席。
　　鄂南暴动前期颇为顺利。但是，9月10日，在蒲圻发生“新店事变”。蒲圻农民革命军共辖5个纵队，由漆昌元任总指挥。蒲圻农民革命军内有一支由土匪武装改编的“人民自卫军”，团长刘步一将敌十三军令其谋杀省党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的信转交给漆，以示诚意，取得了特委的信任。特委将精锐力量集中到新店，与“人民自卫军”汇合，不料漆昌元、王钟等人反被刘杀害，带去的部队全部被缴械。次日，特委率部队到新店，遭刘部袭击，农军战士牺牲10余人，各县县委机关被打散，给鄂南暴动造成很大损失和困难。面对危局，鄂南特委领导依靠群众，迎难勇进，很快又动员数万人投入暴动。仅蒲圻就组织了2万多农民围攻县城，将敌人围困。在咸宁，咸通农军一路取胜，兵围县城。9月12日，蒲圻县委和暴动委员会在石坑渡还建立了蒲圻县工农革命政府。但由于各县与特委失去联系，各自为战，而敌人便趁机对各地农军进行包围，农军失利。值得一提的是，通山县委得知各县暴动失败，敌人将重点围攻通山，又不能及时联系上特委，遂于10月13日将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机关和农军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南部的消水山、沉水山、九宫山一带坚持斗争。到年底，通山在东部和南部恢复了1000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
　　由此可以看出，鄂南秋收暴动第二阶段以“中伙铺劫车”为起点，提前引发鄂南全境暴动。随后又以“新店事变”为转折陷入低谷，共产党人的斗争由公开转入隐蔽。--由于篇幅所限，加之《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对这一段经过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为期40余天的鄂南秋收暴动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县党组织不健全，暴动准备不足，仓促上阵；二是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又没有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三是没有抓紧政治宣传，对加强武装力量的认识不足，在突发事件面前束手无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局限性是难免的，加之鄂南秋暴尚未产生一呼百应的领导者，也是暴动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