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将军谭友林

　　
熊坤静

　　谭友林，1915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春参加革命，1934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那么，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一代战将，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狮子坪贺龙救命

　　1932年秋冬之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下，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开始了艰难曲折的7000里大转移。
　　即便在流动游击、处境险恶的不利形势下，时任红三军政委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依然在大搞所谓的“火线肃反运动”，使军中的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强加上“改组派”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甚至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创始人万涛、周小康、柳克明（柳直荀）、段德昌等人也惨遭杀害。红三军被搞得一团糟，战斗力大为削弱。所谓“改组派”，原本是对汪精卫、陈公博1928年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一派系的称呼。该派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主张恢复中华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国民党。其实质是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结果竟被夏曦风马牛不相及地结合到了红三军，演变为所谓的“改组派军事委员会”。凡对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持反对态度或持有疑问的苏区党政干部，均被扣上了“改组派”的帽子。类似的大清洗也波及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相继为红三军第9师的三任政治部主任担任过警卫员的谭友林，因其三任顶头上司均以“改组派”获罪，惨遭秘密杀害，故此他也无端地受到怀疑、牵连。1932年12月的一天，他突遭捆绑之后，不仅拒不承认罪名，而且还替其三任顶头上司打抱不平，结果招来更为严厉的酷刑。在雨点般的皮鞭抽打之下，他的衣服被打成了布条，浸水的麻索像捆粽子一样勒进他的皮肉，口中流出了鲜血，以致他最后昏死过去。此前已遇害的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也被当作“改组派”给抓了起来。
　　此后，每逢部队行动时，被捆绑着拴在同一根麻索上的面黄饥瘦的谭友林和花娃，便被专门担任看押任务的特务班战士拖着走。他们俩还要为看押的人背着两支枪、十几斤大米，而每天得到的食物仅只是两个生白薯。当部队行至巴东境内，翻越野山关时，已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之中，仍然穿着破旧单衣的谭、花二人被冻得直发抖，他们身后是两对光脚丫子留下的鲜红脚印。上到半山腰时，饥饿、寒冷再加之非人的摧残，已使他们俩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夏曦最信任的人之一、红9师“肃反委员会”委员、政务科科长江器也见此情景，就决定杀掉他们卸包袱。
　　眼见得仍是花季少年的花娃被用石头活活砸死，谭友林在一瞬间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求生的本能使他想逃离这个地狱，但那腿说什么也迈不开，他只好闭上眼睛等死。生死关头，有个特务班的战士突然说：“现在杀了谭友林，就没有人替我背东西了，不如等翻过野山关再杀吧。”这一建议被江器也默认后，谭友林遂背上更多的粮食、枪支，继续艰难行进了。
　　这天早晨，走到湘鄂边区鹤峰县境内一个名叫狮子坪的地方时，忽然遇到从后面赶上来的一队人马。为首者是一位长方脸留着一字胡的首长，他一眼就认出了痛哭失声的谭友林：“谭娃，怎么是你呀？”
　　谭友林心头一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仅在去年夏天攻打郝穴时见过一面的贺龙军长，现在还认得自己，遂禁不住更加悲切地扑倒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起来。在贺龙的怒视逼问下，特务班战士赶紧回答说：“谭友林是‘改组派”’。
　　“‘改组派’！他知道么子叫‘改组派’！他只是洪湖边的一个十几岁娃子，连爹娘都没有的娃子！”
　　此时一直站在贺龙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帮腔说道：“他当油印员的时候就是模范团员，鲁易（已被害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还不放呢！”
　　贺龙冲着“肃反委员会”的人大吼道：“给我放了他，我作保！”
　　谭友林被放开后，见他伤势很重，贺龙遂让警卫员将他绑在马上，驮到山下一户农家疗养。直至1933年春，他伤愈后才赶到军部所在地桑植，与首长相会。一年多后，他担任了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并光荣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