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宏坤

　　
　　一  叶
　　

　　王宏坤（1909-1993），湖北麻城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宏坤长期担任我军高级指挥员。70年前，是毛泽东亲自写信送他到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深造；新中国建立以后，是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王宏坤为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第一任副司令员。王宏坤跟随毛泽东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赴延安汇报，已是八路军旅长的王宏坤首次见到毛泽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并吞中国。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并郑重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抗日。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主张，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第4军、第31军奉命开赴西安以北的三原地区集结，进行改编。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其中第129师以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编成，第4军改编为129师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方强、副主任谢扶民，下辖第769团和770团。
　　三原改编后不久，军委命令129师大部开赴抗日前线，并决定385旅一分为二，其中769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陇东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由于地处共产党与国民党控制区的交界处，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军事上处于战略要地，再加上在我军西南面不远驻着蒋介石嫡系胡宗南13个军20万人。所以，留守的任务非常重大、艰巨，天天要与国民党军打交道，实际上也是斗争前线，只不过斗争对象和方式不同。留守工作关系复杂，政策性强，斗争策略要求高，虽然有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但一些具体问题和有些关系处理起来仍然困难很大。同时，由于我军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初期，部队上下思想很不稳定。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旅长兼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王宏坤，决定专程去一趟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请求指示。
　　1938年3月的一天，王宏坤来到延安，要通了毛泽东处的电话，很快得到了答复，约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王宏坤。
　　对毛泽东心仪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的王宏坤得知毛泽东约定的接见时间后，高兴之余不免又有些紧张。想到主席很忙，王宏坤反复思考斟酌着要请示的问题，准备用最短的时间、最简练的语言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的办公室位于延安城内西南面的窑洞里。王宏坤按时来到，毛泽东正伏案写作。见到王宏坤，毛泽东便站起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哦，你就是王宏坤同志？快坐下来，详细谈一谈情况。”
　　王宏坤有一些紧张，不知如何是好，便开门见山地汇报起来：“我们驻进陇东以后，部队除了加强训练、加强警戒外，还大规模开展了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活动。陇东过去就有地下党，红军时期我们也两次驻过这里，在老百姓中影响较好，群众欢迎我们，军民热情很高，抗日工作很活跃，组织起了许多抗日群众组织，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有自己组织的，也有与国民党合作组织的……”
　　“慢慢说，不要着急。”毛泽东递过一杯水，打断王宏坤的话，问道：“你刚才说的，是怎么个合作组织法呢？”
　　王宏坤这才感到自己说的太急促了，便接过水杯，缓了一口气说：“先和国民党定好协议，讲好规矩，主持人由双方选派，活动和工作统一安排。”
　　毛泽东点点头，以手势示意说下去。
　　王宏坤说：“统一战线工作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有团结，也有斗争，有时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国民党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了很多小动作，派特务四处活动，在老百姓中造谣煽动，制造事端，还暗杀我们的交通员。”
　　王宏坤越说越气愤，也忘记了紧张和拘束，又说：“我们对这些事是存警惕性的，一面公开揭露，一面给他们回击。我和袁国平（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几次与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谈判。在谈判桌上我们有理有据，钟竟成理屈词穷，不得不有所收敛。”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
　　王宏坤接着汇报说：“我们发现国民党是想挤走我们。我们旅部驻庆阳城，国民党县政府也在城内。他们的保安队守城站岗，我们通信员送信都不让进出。于是，我们针锋相对，也派出岗哨，城楼上他一个，我也一个，他们不放我们的人进出，我们也不放他们的人进出。到最后，他们觉得在庆阳城内不方便，自己搬走了。”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然后问：“部队生活怎么样？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粮食问题好办吗？”
　　王宏坤说：“当地缺粮，国民党又封锁我们，少数豪绅地主故意不卖粮食给我们，还抬高粮价，部队粮食没有供应，吃粮很困难，只能想些临时办法。”
　　毛泽东边听边拿起桌上的小纸条，提笔写上几句话后，又放到抽屉里。
　　这时，王宏坤向毛泽东汇报了为搞到粮食，发请帖请民主人士和豪绅地主吃饭的事：“有一次，我们发请帖，请当地社会名流和豪绅地主吃饭。席间谈了我们缺粮的困难，获得了大家的同情，但也有个别的地主豪绅不以为然，我气愤地说：‘你们要吃饭，我们要抗日，也要吃饭，你们不卖粮食给我们，让我们喝西北风吗？要不然，我们把部队开到你家吃饭去！’最后还不错，在大多数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下，他们同意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优惠卖粮食给我们。”
　　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下，又问：“部队目前思想状况怎么样？”
　　王宏坤回答说：“开始整编时，大家思想还稳定，时间一长，由于部队干部多、老兵多，又处于后方，部队没有发展，许多干部是副职，有的一个连副连长好几个，大家窝在一起，有点情绪。”
　　说到这里，王宏坤向毛泽东提出：“主席，我想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学习。”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好哇，你送多少？”
　　王宏坤说：“送500人，分作两批。”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表示同意。
　　王宏坤又请示说：“我那儿还有1400多名新兵，目前在新兵团，不知怎么安排好。”
　　毛泽东当即指示说：“你们留600人，其余送靖边独立团。”
　　“还有两个具体问题，我想报告主席，请主席批准。”王宏坤抓紧说。
　　“说嘛！”毛泽东回答。
　　“一是因为我们招了1000多名新兵，超支了200块钱，希望主席批准报销一下。”
　　200元钱，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
　　为这200元钱，王宏坤曾分别向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和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报告过，肖劲光说，这可不简单，不好办。叶季壮说，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得找主席批。
　　毛泽东了解了情况后说：“可以嘛，已经很难为你们了。”当即给叶季壮写了一张字条同意报销。
　　王宏坤没想到毛主席这样痛快果断地解决了一直让他犯难的200元钱。
　　接着，毛泽东看着王宏坤，用目光询问着第二个具体问题。
　　停了一会儿，王宏坤终于忍不住对毛泽东开口说：“主席，我想学习。”
　　毛泽东望着王宏坤微笑着说：“你想学习？”
　　王宏坤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我从小没进过学堂，我还不识字呀。”
　　这时，毛泽东起身走到王宏坤身边，亲切地说：“那好吧，延安有‘红大’、‘抗大’，还有其它学校。你来吧，把你那边的工作安排好。”
　　毛主席同意了！王宏坤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感激，连连说：“我马上回去，回去先把工作安排好，我的工作王维舟同志可以代理，然后就来延安。”
　　毛泽东看着王宏坤高兴的样子，拍着他的肩膀点头说：“好嘛，我们的干部都应该学习文化。你来后，先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