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武汉的青春岁月

　　
　　宋海东

　　一、“我‘听’到了火车”

　　1919年11月的一天，一艘来自重庆的客轮停泊在汉口港。
　　这艘客轮的目的地是上海，到了汉口这个大码头，为方便旅客上下和补充饮食等物资，停靠两个小时。客人们也在船舱里呆闷了，纷纷上岸，舒展一下身体。
　　下船的乘客中，有十来位学生装束的年轻人。这是一群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四川籍学生，其中有一位风仪俊朗、中等身材的小伙子，便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聂荣臻。
　　“上啥子地方去呢？”学生们纷纷议论。
　　聂荣臻开口了：“地理课上讲过，武汉是京汉铁路的终点，粤汉铁路的起点，火车一定很多。我们不如到火车站去见识见识，总比在街上瞎跑强。”
　　一呼百应，同伴们点头赞许道：“好主意！在四川老家，修铁路吵嚷了许多年。可我们一直没见过铁路，更不用说火车了。走吧，大家赶紧去！”
　　经路人指引，这帮四川娃气喘嘘嘘地赶到了火车站。
　　出现在眼前的是无数巨龙般的铁轨。它们似乎是从天之尽头伸展而来，又匍匐着爬向遥不可及的远方。阳光下，一条条铁轨熠熠生辉，吸引住了这帮学子的目光。
　　遗憾的是，轨道上根本见不到火车的影子。
　　一位年长些的学生大声讲：“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处火车开动的声音，不晓得有没有这回事。”
　　20岁的聂荣臻成为了头一个试验者。他趴在路基的碎石砾上，扶着枕木将耳朵贴近冰凉的轨道。
　　耳旁响起一阵又一阵“嗡嗡”声，聂荣臻猜测：“这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响吧？”
　　伙伴们纷纷效仿，不久便异口同声地嚷道：“听到了，听到了，我也听到了！”
　　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他们等候火车进站。大家带着遗憾，恋恋不舍地离开车站。
　　尽管未见到向往已久的火车，聂荣臻的心情依然十分激动。
　　归途中，他与同学们大发感慨：“救国得靠科学。等从法国学成归来，我们要在巴蜀大地修起一条又一条铁道，还要让中国人自己造的火车在大江南北飞驰。”
　　兴奋之下，这群外地青年竟迷了路。
　　问清楚码头方位，他们一路长跑至江滨。
　　轮船正在解缆绳，欲起锚了。
　　大伙欢呼着跑上船去，笑道：“万幸万幸，差点被扔到了汉口！”
　　平静下来，聂荣臻未立即返回舱内。他长久地伫立在甲板上，武汉三镇渐渐从视线里消逝。那江畔洋溢着异域风情的座座楼宇，让他对即将奔赴的法兰西充满美好的幻想，也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二、当上了湖北省军委书记

　　度过长达6年的旅欧生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聂荣臻按照共产国际的通知，于1925年6月底返回国内。
　　这时候的聂荣臻，业已放弃“科学救国”的思想，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乍回国，他先是被安排到黄埔军校和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北伐开始后，他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特派员，往返于前线部队和军委之间。
　　1926年8月底，聂荣臻跟随北伐军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武汉。汉口、汉阳很快便被北伐军攻陷，只有武昌的直系军阀守敌凭借高大坚固的城垣和深阔的护城壕负隅顽抗，迟迟无法拿下。3次激烈的攻坚战结束后，北伐军伤亡惨重，却仍然无力撼动武昌城池，只得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叶挺独立团系攻打武昌的主力，驻扎在最前沿，聂荣臻为便于掌握前方第一手信息，住进了该团团部。同时，他还经常奔走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党与各部队的密切联系。
　　一日，聂荣臻前往武昌南湖向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汇报前方战况。当时加仑将军食宿办公的地方是一列火车，他听完聂荣臻的汇报，又通过翻译王一飞向聂提出了许多问题，聂一一作出详尽回答。
　　聂走出车厢时，月钩已西沉。
　　他孤身踏上归途。隐隐地，前方出现了4只灯笼。靠近了，才看清在灯笼的环护下有顶4人轿子。
　　轿子与聂荣臻交错的一刹那，轿门被掀开，露出一张苍白冷峻的脸。
　　“蒋校长！”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的聂荣臻认出了轿中人。
　　蒋介石瞥了聂荣臻一眼，未发一言，关上了轿帘。
　　轿子从聂荣臻身旁匆匆而过。
　　这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这位北伐军的总司令，尽管没有交谈的机会。
　　此番见面留给聂帅的印象是极深的，晚年曾在回忆录中详细提及。
　　战斗持续到10月上旬，武昌守军粮源枯竭，人心涣散。10月10日凌晨，守军一部敞开城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官兵冲人城中，结束了武汉之役。
　　聂荣臻跟随着先头部队入城。
　　城门口堆积有小山似的作为防御用的沙包，一时间来不及搬开。焦急的聂荣臻便爬过沙包，从半开的城门口进入城内。
　　聂荣臻进城的首要任务是寻找中共湖北省军委。令人高兴的是，他很快便与省军委负责人碰上头，及时了解到所需要的情况。
　　聂问他们：“军委今后应该有一处隐敝宽敞的办公地点，你们认为什么地方较合适？”
　　省军委的同志回答：“中和里是条死巷子，属于逆产，没有老百姓住，我们不妨把整条巷子号下。”
　　次日，军委便搬进了中和里，随后中共湖北省委、省团委也将此地作为大本营。
　　也就是在这条巷子里，年轻的聂荣臻成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
　　军委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据聂帅回忆，军委最重要的事务便是为党员骨干分配工作。此外，由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30岁，能顶得住。”这么多的工作，军委机关全部人手不过五六人，相当精干。
　　1926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汉出席中共12月特别会议。会议间隙，聂荣臻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陈独秀作了汇报。
　　陈独秀一直对北伐抱有消极态度，认为北伐不符合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因此，当他听到这些与北伐密不可分的军事情况时，显得心不在焉。聂荣臻汇报得口干舌燥，他仅仅应付了一声“那好”，便转移话题，与聂荣臻分析起国民党内的各种矛盾。
　　聂荣臻莫名其妙，告辞而去。
　　1927年初，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倘若中共中央机关不设在江城，一些重大问题就无法及时正确地作出决策。
　　这一年4月中旬，中共四大选举出的9名中央执行委员齐聚武汉，宣告中共中央机关也已由沪迁汉。
　　为了方便工作，中央机关分成了两个摊子，一个在武昌中和里办公，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为高级领导所在地（7月13日后迁往武昌），一般的对外联络处仍在中和里。为此，聂荣臻成了长江渡轮上的常客，频频往返于武昌与汉口之间。
　　就在此时，“四一二”政变发生，上海和武汉之间党的联系中断。
　　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通知李立三和聂荣臻到友益街，指示他俩：“赶快动身去上海，调查清楚情况，处理好善后事宜。你们两人的分工是，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问题，荣臻同志负责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
　　李立三和聂荣臻为安全起见，通过关系登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专轮，顺江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