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震在武汉的一次苦旅

唐伯藩

　　人，大都经历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而功勋卓著的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他的一生却大都是在艰苦旅程中度过的。1934年8月，他和任弼时、肖克等率红六军团进行了西征，1935年11月，又参与领导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到达陕北后，随即进行了东征。1944年7月，他又率南下支队进行了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湘粤边的南征。1949年10月，在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他又率7万大军进驻新疆，开始了漫长军垦戍边生涯。在这些征旅之前，却有一次鲜为人知的、也是王震最早的一次远征——护送8名革命同志北上武汉。

岳州情况突变  北上江城武汉

　　秋收起义和12月“灰日暴动”先后受挫后，湖南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将仍坚持在长沙工作的郭亮、蔡畅等领导同志及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分期转移到安源、岳州（岳阳）等地。时在新河车站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王震，己几次承担了护送任务。他常日奔波在铁路沿线，勇敢、坚定，不畏风险，保证着每个同志的安全，被蔡畅称赞为“跑得最欢的骡子”。
　　1928年4月下旬，王震又接受了一个新的护送任务，将原驻长沙东屯渡转运站等处的赵汝卿、彭晓臣等8名党团员送往岳州，由岳州地下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虽几次护送都未发生意外，但王震仍特别谨慎。下车前，他分别向8名同志交代了行动路线、注意事项以及发生意外后的举措，并指定先在车站口的一个小食堂里集中。一切办妥正下车时，新河车站交通员段竟急匆匆地赶上来了。他将王震拉到一边，告诉他新河车站已发生事变，原工会副委员长叛变，供出车站地下党组织，罗月生、石应典、陆运全等领导同志都已被捕，要他完成任务后，不要返回新河车站，可先去郊外黑石铺暂避。
　　王震听后，心情极其沉重，几位朝夕相处的领导同志被捕，对新河，乃至长沙路段工作都是个极大的损失，他表示完成任务后，要想办法营救他们。
　　告别段竟，王震即带着8名同志去找岳州地下党组织联络站。为了安全起见，他又先将8名同志安排在一个山坡里等待，自行去联络站联系。途中正好遇上了老战友李景成，得知由于叛徒告密，郭亮被杀害后，岳州发生突变，不少同志遭到通缉和追捕，组织活动已经停止，大多数同志拟去湖北通山、通城一带打游击，联络站也将转移，他是专门留下来等待他们的。李景成向王震简要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后，告诉他此处很不安全，嘱他火速将8名同志送往武汉，去那里请求湖北省委和地下党组织给予安排。他说，那里地方大，也许会比岳州安全一些。最后，他代表岳州党组织送给王震60元钱作他们的旅费，并告诉他们到通湘门车站下车后，去对面光祥百货店找一位姓杨的同志接头。
　　听了李景成的介绍后，王震迈着沉重的步伐，又立即换上铁路员工制报，带着8名同志登上北去的列车，赶往江城武汉。

失去组织联系  流落三镇街头

　　王震上车后，心里很不平静。他以检票员的身份，在几节车箱里转悠，防范发生预想不到的事情。好在8名同志都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机智地避开了上车清查的敌方警特，安全地抵达武昌。
　　在通湘门车站下车后，王震带着赵汝卿以生意往来为由，一同去兴祥号找杨老板。但走近一看，商店被当局查封了。听街邻说，杨老板被抓走了。怎么办？唯一的一个联系点都联系不上了。
　　这时，王震想起了前年在徐家棚参加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的情景。那时，全国革命中心的武汉，一派灿烂景象，大街小巷充满了工农群众和北伐军指战员们的歌声笑语。而眼下，市井冷落，满目创伤，江面上不时地飘着腥风血雨。王震将8名同志安排在一个隐蔽处休息后，自己便先去徐家棚，他想再看看那个一度掌声四起的大会堂，看看那位传达室的罗老伯，请他帮忙找个落脚点。然而，使他极为失望的是这个会堂虽未查封，但门窗都被砸烂了，经打听，罗老伯已回乡下去了。
　　王震没有灰心，他又去原设在汉口的湖南会馆。那次会议期间曾去参观过，想到那里稍安顿一下，再去设法找地下党组织。但去后才知会馆早被洗劫一空，两位主事先后被杀，其余的人不是被捕，便是逃往他地去了。王震伫立馆前，默默向在这里牺牲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悼念。
　　几个地方均无着落，王震又想起了老战友郭开诚和他的徒弟张根生。前年，他们曾在徐家棚一起开会，后又在省工人纠察总队一起学习。汪精卫叛变后，他师徒二人曾一度转移到湖南，王震将他们隐蔽在新河车站附近，使他们避开了敌人的捕杀。王震记得，他们在鲇鱼套车站当装卸工，只好去寻求他们的帮助了。走到车站货运台，正巧遇到张根生。根生起初极为高兴，再次感激新河车站党组织和王震过去对郭师傅和他的关怀。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他悲痛地告诉王震，郭师傅已被敌人杀害了。王震心里一怔，他从不爱流泪，但今天也泪珠满面。他紧握着根生的手说：“我们一定要为郭师傅报仇！”面对这种情况，王震只好将来意和未能找到住处的事向根生讲了。根生二话没说，立即将王震带到工棚里坐下，自己就跑去向工头讲情。当时，装卸任务重，工头终于同意留下他们做事，并叫他们住在工棚里。
　　几处奔走，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王震非常感激根生。稍事安排后，他们就开始上工。那8名同志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也不怕苦，不怕累，干起来挺积极，都能完成各自的装卸任务。搞了几天后，反动当局突然来站里清查湖南人，怕事的工头，开始怀疑王震他们了。为了安全，张根生立即将他们转移，带他们去找在武昌造币厂做事的叔叔，请他再想办法。然而，找到他叔叔后，才知道造币厂已停产关闭，厂里的工人都被解雇了，他叔叔也己失业。为了找个住的地方，张根生和他叔叔费了很大的劲，才在城边找了一间旧房子，只好叫大家挤在一起。但这时岳州给的钱多已用完，房租和生活怎么办？王震，这位才20岁的青年，一下要挑起这么多人的生活重担，实感困难。然而，他没有气馁，将大家安排休息后，自己便去找事做。他找了许多店铺，都向他摇头摆手不要人。第二天，王震又带着大家在街上寻访，突然在一商家门口发现汉阳木材公司招搬运工的广告，并注明按搬运量付酬。王震很高兴，即和大家一同到公司报了名，并当即去鹦鹉洲搬运木材。到那里才知道，扛1000斤木材只给一个铜板，这是多么低微的报酬！但一时找不到其他活路，只好先搞着。正在这时，又有几个湖南学生找到了他们，请求他们给予帮助。王震虽有苦难言，但仍热情地收下了他们，让他们挤在一起过。因人多，天热，每晚只好轮流休息。面对13人的吃饭问题，大家只好拼命扛木材。那一根根粗大的树木，像小山一样压在肩上，越扛越重，加之天气愈来愈热，没过几天，就有10人相继累病了，只剩下王震、赵汝卿等3人继续扛木材。人少，扛的少，所得的一点工钱还不够给病了的同志买药。王震忍饥受累，终于晕倒在码头上，救起王震后，大家决计挨饿也不再去扛木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