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这一觉睡的真香啊”

知秋

　　1934年8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所在地黔东苏区转移，吸引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秋，敌人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再度“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敌重兵压境，部队在已无多少回旋余地和难以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退出根据地，向湘中、黔东转移。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踏上了长征之路。部队渡澧水，过沅江，直捣湘中。接着，出黔东，继而西进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各路敌军纷纷扑来，贺龙和任弼时商议决定：退出毕节，进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气候严寒。红军经过这里时，正值初春时节，山岭仍为冰雪覆盖，山区浓雾笼罩，不见天日。1936年3月11日，红二、六军团从广德关南下。敌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对我军穷追不舍，而敌军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在川、滇军协同下则对我军实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3月12日，红军刚刚进抵赫章的得章坝（“则章坝”或“哲庄坝”），一场血战便开始了。
　　当时，余秋里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1984年10月31日，余秋里在接受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回忆说：“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得章坝前，从俘虏兵中得知，第二天敌万耀煌纵队将从赫章开往镇雄城，拟先期抢占有利阵地，阻我南进。我们当即决定在得章坝一带的山上设伏，打击万敌。战斗刚打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给我们十八团下了一道死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要与阵地共存亡。我8点钟上去，缴获了一支德国造的20晌驳壳枪，9点钟就负了伤。我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10点钟，敌机关枪射来，我的左臂负了重伤。我一看，好家伙，骨头都露出来了，神经也被打断了。同志们赶紧给我包扎。所谓包扎，就是把胳膊包起来，与上身捆在一起。然后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
　　从3月12日在战斗中负伤，到4月25日部队进抵金沙江边石鼓镇，这期间的40多个日日夜夜里，余秋里以超乎寻常的耐力，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跟随部队转战。多年后，余秋里曾说：“负伤后，最大的感觉是疼痛难忍。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那时，环境艰苦，没有止疼药，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我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同志也格外小心，但行进在崎岖而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仍避免不了颠簸。那时伤口就会钻心似地疼。怎么办？就抄把凉水擦擦脸，分散精力，减轻疼痛感。”
　　7月1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抵甘孜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甘孜休整期间，部队曾考虑为余秋里做手术。可是有两个困难：一是缺少手术器械和药品，二是余秋雨肚中有蛔虫。必须先吃药排虫。上吐下泻后，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恐怕经不起截肢手术。所以要等余秋雨身体恢复一些才能做手术。到了9月，余秋里的伤势恶化了。部队到达徽县后，医护人员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处长满了蛆，左手已经干枯、发黑、神经坏死、左臂红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经多次研究，认为左手已无法保留。为减轻余秋里的痛苦、防止继续感染，建议把他的左臂锯掉。为此，卫生部专门给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写了报告。
　　贺龙、任弼时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贺龙亲自到卫生部，详细询问余秋里的伤情。卫生部的医生告诉贺龙：“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少痛苦，防感染；不做，感染后发烧，身体弱，抵抗不住，再想做就不行了。”贺龙又问：“做手术是否有把握？”医生说：“这样的手术，我们以前做过，也有做后牺牲的，但余秋里的手，做了不会有危险。”然后，贺龙找到余秋里，看了他的伤，和他谈了话。余秋里坚决要求锯掉。贺龙说：“既然手无法保留，锯了又不会有危险，那就锯了吧！”
　　手术被批准了，但医药、器械短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贺龙知道后，让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予以支援。几经周折，终于将做手术的器材、药品准备齐。用来锯手臂的锯子，是从徽县城内一个钟表店里找了一根钢锯条，在红三十二军修械所找到一个弓，经过改装做成的。随后的手术做得十分顺利，切除、缝合、止血等都很正常。手术后，余秋里一觉醒来时说：“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原载《党史纵横》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