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在武汉经历“生死劫”

　　罗瑞卿一生经历了三次“大难不死”，第一次就发生在1927年的武汉。

　　1926年，罗瑞卿乘坐“其春”号客轮，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顺江东下抵达武汉，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长子罗箭说：“父亲离开老家第一站就是武汉，也是革命道路第一站。”

　　罗瑞卿1906年生于四川南充，因家道中落，少年罗瑞卿全靠外祖父鲜锦堂悉心培养。鲜家人特别看好这个大外孙，出钱供他读书，希望把家业传给他。

　　罗瑞卿当时是热血青年，爱看《新青年》，萌生了革命思想。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刚好在重庆招生，他以共青团员的身份报名并考上。

　　当时北伐进展顺利，全国各地云集响应，急需招收大批青年入伍，特别是需要政工干部。当年12月，拥护北伐的四川军阀刘明辉，自掏腰包包下“其春”号轮船，将在重庆初录的军校学员，顺流而下送往武汉。

　　1926年黄埔军校招考，也是军校第一次招收女生队，罗瑞卿与许多女生同搭“其春”号轮船东下武汉。船上一名女生陈德芸后来回忆，罗瑞卿的谈吐给她留下极深印象。陈德芸是大家闺秀，从没离开过家，父母都不同意她离家投身革命。看到她在船上哭成泪人，罗瑞卿就劝她：“自古家国不能两顾，今之际，还是以国为重吧！无国哪还能有家呢！”后来，他俩成了同学。

　　这艘船上，还有陈伯钧等著名革命人士，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更巧的是，时隔很久，罗瑞卿才知道，他曾在“其春”号上交流过的女生李坤泰，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1927年2月抵达武汉后，罗瑞卿复试合格，被武汉黄埔军校正式录取，编进入伍生总队政治第1大队第2队，属黄埔六期。罗瑞卿曾回忆说：“在学校过的是很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很紧张，很严格。冬天手和脚都冻坏过。出操时前面有泥水，教官不喊停步，大家就都走到泥水里去。”

　　“我父亲大半辈子时间都在闹革命，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风险，经历过3次‘大难不死’。第一次就发生在1927年的武汉。”罗箭说。那一年，罗瑞卿年仅21岁。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当年7月，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主持了军校第五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几天后，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向尚在学校的第六期学生讲话。

　　罗瑞卿记住了恽代英的话，暗下决心，“要做一颗撒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的革命种子。”

　　此后，张发奎将军校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任副班长。7月31日，教导团奉张发奎之命“东征讨蒋”。8月4日，教导团2000余人的船队陆续到达九江，却被反共的张发奎缴了械。张发奎知道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采取“礼送出境”的办法清洗部队。罗瑞卿决定与同乡冯开琮回武汉寻找党组织。

　　罗瑞卿回到武汉后，白色恐怖已经非常严重，难以容身。黄埔武汉分校的学员大多来自四川，当时有一个说法，国民党下令听到四川口音的人就抓。

　　这种形势下，罗瑞卿一时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头，还得东躲西藏。罗箭说，“父亲当时发烧、腹泻，身体十分虚弱。”

　　二人费尽心思，在武昌司门口海马巷辅仁宿舍住下。这个宿舍原是四川会馆的后院，提供膳食，费用较低。

　　罗瑞卿的病越来越重，冯开琮将他送到昙华林英国牧师开的仁济医院，被诊断为伤寒。冯开琮掏光身上所有的钱，又答应家中寄来钱即补交上，院方才勉强收治。

　　“冯经常去看望父亲，但多次被催要欠款后，他也不敢去了。没了钱，医院不干了，找了个黄包车将父亲拉出医院，丢在四川会馆旁间又潮又暗、无人居住的小房子里，这时父亲已瘦得皮包骨，虚弱得想自杀都没了力气。”罗箭说。

　　万幸的是，四川会馆一位武汉人熊师傅发现了罗瑞卿，偷偷把他藏在一间草屋里，与妻女轮流照顾他，每天喂他一点米汤，帮助他挺了过来。

　　病好后，罗瑞卿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乘船离开武昌，前往湖南常德继续寻找党组织。

　　罗瑞卿一直惦念着熊师傅一家人，担心他们会因为自己遭到牵连。20多年后，罗瑞卿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曾委托武汉公安局打听熊师傅的下落。后来，他还专程到武昌寻找四川会馆，但那时会馆已不复存在，他与救命恩人熊师傅失去了联系。

　　来源：(《1927，他们都从这里出发》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