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大将在和平的岁月里

范江怀

　　走进和平年代，王大将并未脱去戎装。从操枪弄炮，到造枪造炮，他秉性不移，依然喜欢“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纸上谈兵”的军事科学研究，他还是不改务实的工作作风，把飞机、大炮、坦克拉进了科技馆。他当总军械部部长，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他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则在军事理论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总军械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王大将在和平时期留给我们的两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彭老总点将，司令员改行

　　1954年1月的一天，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放在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的案头。党中央任命王树声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看到这纸命令，王树声感慨良多。在红军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长矛大刀去与敌人拼杀。后来，王树声就带领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乃至土坦克和“棺材炸弹”，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西路军当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时，队伍就是缺枪少弹，特别是没有炮。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好一点，有几门山炮的话，西路军也不至于失败，“马家军”就是增加一倍，恐怕也不够红军收拾。

　　昔日缺枪少弹的日子，王树声是记忆犹新。今天，要从舞枪弄炮的战场，转移到造枪造炮的战线，他怎么不会心潮澎湃呢？新的战线，对没有下过战场的王树声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二话没说，像以往听到冲锋号音一样，义无反顾地赶往京城赴任。

　　总军械部是什么样子？在赴任前，王树声是一无所知。

　　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设立了总军械部。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行业，致使军械部的上下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不少，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见此状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老总，不得不下定决心：调一个大将来，把这关系、那矛盾，统统抓起来！

　　就这样，彭老总一声令下，王树声就“改行”当了总军械部部长。刚刚走马上任，王树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里的几位副部长不够团结。几位副部长，由于经历不同，水平不一，作风各异，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再加上平时沟通不够，相互了解不多，工作起来就常常是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曲，合作不多，扯皮不少。

　　看准了“病因”，王树声就对症下药。

　　首先，王树声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大家学习，严格从自身做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他就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遇到有不同意见时，欢迎充分发表，对的意见就虚心接受；即使是不合适的意见，他也不一味地排斥了事，而是耐心地做出解释和说明。王树声平易近人，充分发扬民主，工作踏踏实实，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领导班子团结起来。

　　上任不久，王树声遇到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部里的几位负责人，对修建一个靶场选址的争论。靶场的设计，是苏联老大哥搞出来的。部里多数负责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都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处。对此，有一副部长提出了异议，并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反对者认为，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

　　两种不同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对此，王树声没有简单地表态。谁的意见更正确、更合理，不能光凭嘴巴说，还得用眼睛看。于是，他就决定到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做个实地考察。王树声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向彭老总汇报后得到了支持。两个人就像当年打仗一样，开始了“抵近侦察”。为了把靶场的地理环境搞得更清楚些，两个人还坐上飞机，来了个空中鸟瞰。哪个地方更适应修靶场，便一目了然。最终，靶场修建在了东北某地。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靶场上，不仅可以做陆上武器的试射，而且可以试验飞机投弹。

　　数十年过去了，东北某靶场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尽管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修建靶场的选址波折，但这个靶场所作出的功绩，则永远铭记在我军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