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长征中用担当与奉献写传奇

史  真

行前与妻别依依

　　1934年9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岁，是否随军转移，他正在选择。就像他后来在《长征纪事》一文中所言：“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这样他毅然参加了长征，即使在长征途中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即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这表明董必武参加长征的意志非常坚决。10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董必武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转移，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让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便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来，董必武再三劝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间从此失去音讯。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而她赠送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了长征。之后，作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讲道：“碧英比我小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相关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其实，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她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由于找不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她万般无奈下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起初，在母亲身边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村都驻扎了国民党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变淡。母亲怕有人认出陈碧英，多次劝她再找个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岁的陈碧英与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成了婚。1950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这时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妇女队里当队长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董必武举办58华诞祝寿活动。当邓颖超看到徐特立、谢觉哉为董必武撰写的“生平简历”时，非常认真地说，你们漏掉了董老的重要一节，长征时他还担任过妇女队的队长呢！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解释并作证：这确实是董老不寻常的职务，应该浓墨重彩写一笔。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有100多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
　　为了带好这支特殊连队，董必武在出发前仔细核对人数，检查每个人的行装，做好远征的充分准备。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成立一支妇女队。
　　在考虑队长人选时，周恩来先是提名干休连的指导员李坚贞。但是，干休连连长侯政提出异议，因为李坚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时难以物色其他人顶替。后来，周恩来又与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商议，杨尚昆提出，妇女队队长不一定要女性担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颇高，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周恩来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时，董回答说：“男人负责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长征是特殊的战斗，在这特殊的战线中，我绝对听从党的安排。”从此，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年近花甲的徐特立任副队长。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不能被人照顾，而且还需要照顾比他们更弱的妇女和伤病员。这样，两位可敬的革命老人，一方面自己要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艰难地带头行军；另一方面还得带领着30多个妇女干部（包括4个孕妇）、几个伤病员和60副担架进行长征，既要照顾好孕妇、伤员和抬担架的民工，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每到一个宿营地，又要安排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群众纪律，或还物或赔偿。这样大的工作量，不要说两位老人，即便年轻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尤其不巧的是4个孕妇都在行军途中分娩。这样，增加了董必武等照料产妇和婴儿的负担。尽管如此，董必武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组织才能，无私的献身精神，率领妇女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过了草地，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按体力强弱把女战士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1副，强组两人抬5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雨天路滑，肩上扛着担架还是寸步难行。于是，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这样往返跑来跑去多走了几倍于他人的路程。他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太疲累了不慎滑倒摔在泥坑里，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妇女队的队员也都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也编了顺口溜来赞扬这位老共产党员：“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