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战斗在武汉

　　
　　李婉霞

　　（一）

　　1927年4月下旬，当任弼时从上海来到武汉时，以工人为主体的武汉人民群众胜利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湖南、湖北的农民革命运动已深入发展到要求土地的斗争阶段。与上海疯狂捕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成鲜明对比，武汉三镇到处弥漫着浓烈地讨伐蒋介石的革命气氛。然而，严重的革命危机也象幽灵一样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不但面临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的巨大威协，而且面临着统一战线内部汪精卫集团正在酝酿的公开背叛。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未能拿出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未能拿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有效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任弼时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10日至16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0日下午1时，在武昌都府堤第一小学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总主席任弼时致开幕词。他在悲愤地回顾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白色恐怖情形以后，庄严宣告：我们的大会在最严重的局势下开幕，“我们的责任，至为重大”，“我们誓践踏死者的血迹向前战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继续进行经济与政治斗争。大会于5月16日闭幕，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会后，任弼时根据大会精神，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163、164期合刊上。他指出团的今后任务是：“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团的“四大”召开后，在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连续发生了重大政治变故：5月17日、21日，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先后率部在湖北、湖南境内武装叛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上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6月下旬，独揽河南和西北大权的冯玉祥又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此同时，观望风向、居心叵测的汪精卫集团也大大加快了反共的步伐。在迅速恶化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却继续想以妥协退让的政策拖住汪精卫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们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改造国民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7万军队、没收地主土地的“五月指示”，并在党内封锁消息。他们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然而，他们的退让政策并没有起到稳定武汉国民党的作用，只是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以任弼时为首的共青团中央站到了反对右倾错误的最前列。任弼时等对于陈独秀右倾退让政策深有体会：团的“四大”召开后，团中央曾计划在武汉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由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孙科反对，陈独秀便命令团中央停止实施这个计划，汪精卫指责劳动童子团员行动“过火”，陈独秀便亲自召集团的负责人会议，下令解散童子团，并威胁说：  “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不仅仅是青年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更着眼于全局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6月9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建议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宣言向汪表明态度，陈独秀却认为“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6月15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一票反对”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6月下旬，眼看局势危急万分，任弼时在当时共青团中央机关住址汉口协合里基督教青年会隔壁的一栋西式楼房里。主持团中央会议，通过了团中央给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主要内容是：（一）赞成共产国际训令，领导农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反对由国共两党委员会拟订办法经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主张；（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不应仅靠与上层领导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三）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武装工农的指示。当这份“政治意见书”提交到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时，陈独秀看了却“大发雷霆，碎之于地”。7月3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即十一条）。这个议决案是一个彻底放弃领导权的投降主义纲领。会上，任弼时再次要求宣读共青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以粗暴的家长制作风严厉制止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以上几个斗争回合，任弼时表现了坚持真理、顽强不屈的原则性，为此得到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充分肯定：“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党中央的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正式宣布反共，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积极发言，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处处迁就汪精卫集团，“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党怕群众”，“不但未深入领导群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他还主张党在组织上必须更新，认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任弼时对于会议新方针的确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任弼时领导共青团中央派出大量团的干部，积极发动广大团员，投入各地工农武装暴动。9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停止原定15日发动的长沙暴动。19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任弼时于9月22日到达长沙，27日主持召开湖南省委常委会议，鉴于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暂不执行中央关于长沙起义的计划，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当时任弼时虽然年轻，但冷静沉着，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毅然作出暂时停止执行中央计划的决定，表现了勇于承担责任、无私无畏的气概。
　　10月，中共中央机关及共青团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0月中旬，任弼时离开湖南到武汉，16日出席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参与解决中共江西省委同共青团江西省委的争论问题。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