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董必武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徐云根

　　一、当机立断决定使用“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

　　“周公馆”，即“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称，凝聚着董必武的政治智慧。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带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各项细则的谈判。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正在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自然也要随之迁到南京。中共中央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以为党在国统区开展活动提供一个合法的阵地。

　　早在1946年4月初，周恩来就在重庆曾分别致函国民党行政院，要求设立南京、上海两地办事处。但国民党对中共的这一要求极尽拖宕推诿。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后，周恩来又派人持函到上海直接交涉。但国民党上海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指令，迟迟不予解决。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通过中共上海组织秘密租下了上海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由于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由，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一时只能以《新华日报》报社职员宿舍的名义对外活动。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

　　6月22日，挂出了“周公馆”的户名牌。事实上，以后很多报纸在报道有关周公馆的新闻时，往往直接称之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董必武的决断，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舞台。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设立之时，正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践踏政协决议，在全国各地挑动内战之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充分运用这个合法的活动阵地，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乘夜车由宁赴沪，于21日返宁。虽然仅仅在沪逗留了三天，但马不停蹄地开展统战工作。19日，邀请柳亚子至周公馆会晤。21日，邀请文化界人士叶圣陶、傅彬然等十余人到周公馆，向其通报南京谈判近况。并会晤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商议以各种斗争方式制止内战。

　　1946年11月，董必武再次来到上海周公馆。4日抵沪当晚即在周公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来沪是以解放区救济主任的身份与“联总”、“行总”谈黄河堵口和救济问题；8日在周公馆接待了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9日致信宋庆龄，告知延安已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年上半年陆续寄往的救济物资，并深切感谢中福会的真诚努力，使解放区伤病员得到医治并恢复健康，儿童也得到了救济。当日晚，董必武设宴招待了宋庆龄、普莱斯女士及全体中福会工作人员。

　　1947年1月10日，董必武为政协纪念日发表讲话，指出：今后解决中国问题仍应遵守政协精神，国民党应改变过去错误政策，恢复政协精神，并指出美国应负中国内战责任。12日晚，董必武参加民建座谈会发表演讲，阐述中共对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以个人名义批评马歇尔对华声明，指出马歇尔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这是可笑的。国民党如无美国的装备运输，中国的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应负中国内战的责任。

　　2月1日，董必武参加民盟举行的招待会，指出：中共对于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有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这是恶意污蔑。因为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是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

　　针对上海商会王晓籁等配合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发起的所谓和平运动，董必武与各界著名人士谭平山、包达三、柳亚子、马叙伦、周建仁等通过《文汇报》发表意见，认为必须根据政协决议，才是正确的道路。董必武说：和平运动所求得的应当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但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决不是把枪炮指着人民的头颅所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