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李汉俊——生死相交师生情

田子渝

　　1937年夏，在陕北高原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美国女记者尼姆·韦尔斯采访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她是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令她惊讶的是，眼前这位比自己大近20岁，已是知天命的老人，竟洋溢着青春活力，在他那历尽岁月磨难的脸上，没有一丝老态，尤其是他那迭宕起伏，充满着神奇色彩的遭遇深深吸引了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女记者。她请董老谈谈自己不同反响的经历。
　　董老捋了一下稀疏的胡须，述说起自己的革命生涯。他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17岁中秀才，如果不是民族危难的国运，他会沿着“仕”的道路走下去，但革命的风暴使他走上了一条反叛的路。他最先崇拜康梁，后来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但革命似乎没有光明。1919年初，他从闭塞的鄂西来到上海，遇到了一个刚从日本归国的小同乡，小同乡虽然比他小6岁，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他动情地说：“这个小同乡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老师。”

“改造要彻底地改造！”

　　董老的小同乡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负笈东渡扶桑。他经过中学、高等学校学习后，考入日本名牌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这时日本正是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时代，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李汉俊受到日本新思潮的影响，皈依马克思主义。
　　1918年岁末，他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对面的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与同邑詹大悲为邻。
　　第二年初春，天气乍寒乍暖。董必武和张国恩来到上海，寓居湖北善后公会。詹大悲与董、张都是辛亥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生死患难的挚友。詹立即将新结识的老乡介绍给他们。
　　董必武是为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遇难的事到上海，向孙中山求援，请他主持公道，声张正义，然而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令董必武失望极了。他与詹、张等开始怀疑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然而新路在何处？他们陷入迷惘和苦闷之中。
　　李汉俊成为他们的指路人。这四个湖北佬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良策。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推荐给同乡。董必武等虽然一时看不甚懂，但抱着追求真理的愿望认真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是清贫的，有时连伙食费都没有，詹大悲将自己的衣服和蚊帐也拿去典当。穷得与董必武共穿一件长衫。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丰富的，斗室内常常充满着辨论声和获得知识的欢笑声。他们一心一意地读书，领略其中的精义。
　　他们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力，备受鼓舞。董必武和张国恩决定回家乡办报，为人民说话。这年8月，他俩回到武汉，因无法筹到办报的款项，只好放弃。他们又决定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处处碰壁，忧思国维的强烈情感和一时找不到改变环境出路的焦虑深深地灼着他们的心。董必武写信给在上海的李汉俊，倾诉自己的苦闷。
　　10月6日，李汉俊写了一封长达1.5万字的回函，回答了朋友急迫想解决的问题。他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说明造成黑暗社会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教育、道德、法律等。他生动的用架子、架子内的网和网上糊的壁（墙）来比喻制度、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三者是统治阶级用来加强统治的工具。制度就好比是几根木柱、铁棍建构起来的架子；道德是维护制度的，就好比是架子上的网，法律是补充道德的，好比是网上用纸、或三合土糊的壁。制度是决定一切的，基本的东西。因此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从改造基础作起。他善意地批评了教育救国论，指出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湖北社会糟，是国家糟的缘故。因此“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通过李汉俊这个中介和亲身的革命实践，董必武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成为“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无产阶级伟大战士。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李汉俊又约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党的小组。第二年董必武与陈潭秋应他的信邀，到上海李汉俊的住地，与其他11个代表举行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2年，李汉俊返回故里，与战友一起战斗在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