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开创红二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

路福贵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中央苏区有一支无线电侦察部队，曾被毛泽东誉为“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据中央军委二局红星奖章获得者、红军译电员邹毕兆后来回忆：“1936年10月，第二、四方面军到达陕甘宁，3个方面军胜利会师，3个破译单位也很快合到一起。二方面军的破译工作最先是任弼时同志搞起来的。他从中央根据地去六军团后，借鉴中央红军的破译工作，亲自搞起破译来，接着由王永浚同志搞。他们的破译单位为了保密，对外称‘小电台’。王永浚同志人称王教官，是二方面军破译密码的能手。”
　　邹毕兆说的这段话，蕴藏着历史深处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从“红小鬼”中培养数码脑袋

　　任弼时（1904—1950），从小就德才兼备，是长沙明德中学高才生。他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7岁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31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1933年，赴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副书记，长达两年多。他深知中央红军已经拥有了“秘密武器”——破译敌军密电码，特别是1933年5月初、5月底，湘赣军区根据邹毕兆破译敌军密电转发的《密息》情报，在九渡、棠市两次设伏，取得两次大捷，歼敌3个团。因此，1933年6月，在调到湘赣军区时，任弼时满怀着推广中央红军建立无线电侦察部队的先进理念，带去了一部5瓦电台。一到苏区，他便立即着手建立、加强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
　　任弼时特别重视从内部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他学习毛泽东、朱德在“红小鬼”中层层优选“有文化、可造就”的“数码脑袋”的经验，连续举办3期无线电训练班。21名“数码脑袋”经培训陆续上岗，为军团领导决策提供了情报、通讯保证。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二军团会合，跨越15个省、纵横2.5万余里，历时2年多，突破了敌人130个团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甘肃山城堡，实现了3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会师时，红二方面军拥有的电台已经由1部发展到8部，报务技术人员22人。
　　

一把手亲自破译密电

　　1933年6月，任弼时到了湘赣苏区，立即成立无线电队，明确规定：电台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侦收敌人的电报。在侦察时，任弼时既具体指导，又具体参加破译。时任红二军团机要科长、译电员的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回忆：“1933年6月3日到达湘赣苏区永新后，弼时同志就开始搞情报。主要是弼时同志一个人猜译敌人密码，我帮助他搞译电。弼时同志只要不开会，他就猜。”“从1933年6月到1934年2月，共计破译敌军密码10至15种。后因战事频繁，领导精力无暇兼顾，即调王永浚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红六军团译电员彭富九（开国少将）回忆说：“任弼时同志身负党政军要职，工作十分繁忙。他不仅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建设，还亲自破译敌人的密码，从中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例如1934年4月5日的沙市战斗，就是他侦获了敌人进攻计划、兵力部署、出动时间和行进路线，我军事先设伏，而取得了歼灭敌四十三旅600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活捉敌旅长侯鹏飞的胜利。”
　　时任红六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江文说：“任弼时同志对破译密码抓得很紧，又很具体。他要我们先把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第一纵队刘建绪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把他们往来电报收下来，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再将收到的电报送给他，再一起研究破密问题。任弼时经常进行具体指导破密，强调熟悉敌军公文格式，强调抓两头，突中间，强调要熟记3000至4000个明码，为破密打好基础。”
　　由于破译了敌军密电，红军不仅打了几个胜仗，还几次化险为夷。1935年8月，红军到达津市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大堰挡。傍晚破译了敌方密电，获悉敌机将于次日凌晨来轰炸，当晚总指挥部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我军毫发未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