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董必武

李新市

　　董必武，是备受党内尊重的苏区“五老”之一。他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献身精神，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传奇的斗争经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的主要革命足迹在湖北和江西，后到莫斯科完成学业，再从上海一路征程到了红都瑞金。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后再次回到武汉，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董必武，是年龄大、行程远、贡献大的坚强的革命者，他为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立下的功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艰难脱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对革命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7月下旬，已经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参加了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罗亦农宣布，董必武因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公开过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转移到江西的九江。罗亦农随即向董必武交代了到九江后的具体任务：负责安排从武汉地区撤离到江西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隐蔽工作，保存革命力量，待这些同志在江西安顿下来以后，安排他们去会合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武装起义。会后，董必武便秘密去了九江。在这里，他顾不得休整，立即与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把鄂东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湖北省农民自卫武装转移到了九江，待这些同志稍微熟悉江西的环境之后，又把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分配到叶挺、贺龙部队当中，准备参加武装起义。这项任务完成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董必武又秘密返回武汉。7月24日晚，董必武在武昌青云桥何羽道家中参加中共湖北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在鄂东地区发动农民起义，配合和支援中共中央在南昌领导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迫害更为残酷，董必武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躲进了法租界西贡街熊晋槐的家中，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八七会议”以后，罗亦农向董必武等人传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决定，同时通报了南昌起义爆发和进展的情况，董必武听后格外振奋。可是就在这时，武汉被以桂系军阀李宗仁为总指挥的讨伐唐生智的军队占领，桂系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推荐张知本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样，武汉一时成了桂系的地盘。
　　董必武的隐藏之地熊晋槐家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本来与熊家并无深交的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知本常常借故到熊家“做客”，情况十分危急。为防不测，安排董必武来熊家的潘怡如又帮助董必武秘密转移到日租界的袁范宇家中。袁是个日籍华人，具有民主思想，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甚为不满。董必武来到袁家后，胡宗铎失去了捕杀董必武的重要线索，十分恼火，他在向南京汇报董必武行踪的电报中说：“潜伏租界，勾结前省市党部共产分子四处活动，请明令例行清党。”胡的部下石毓灵更是气焰嚣张地说：“如果捉到董必武，南京已决定要凌迟碎剐！”
　　这时，与董必武长期共同从事革命活动的密友詹大悲和李汉俊也躲进了日租界。詹、李两人以为胡宗铎等人都是他们在大革命时的故交，认为胡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在日租界里放松了警惕，经常在比较公开的状态下与人来往。他们还特别嘱咐潘怡如：一定要把胡宗铎想方设法拘捕董必武的消息及时转告他。12月17日午后，潘怡如到袁范宇家中探视董必武，特向董转达了詹、李的担心，要董必武务必小心。可是，当潘怡如从董必武那里回到家里才一会儿，胡宗铎就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包围了日租界，拘捕了早已暴露目标的詹大悲、李汉俊、潘怡如、危浩生4人，把他们押到了胡宗铎的司令部。董必武闻讯后，立即从日租界秘密转移到了法租界长清里袁范宇的岳父万斌成的家中，并设法对詹、李等4人进行营救。可是就在当天，在北风凛冽的深夜里，胡宗铎穷凶极恶地匆忙在八元里门口杀害了詹大悲和李汉俊，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共产党分子”。胡宗铎还把杀害詹、李的消息刊登在桂系办的18日的报纸上，董必武从这张报纸上得到了詹大悲和李汉俊遇难的消息，悲痛万分。不过，这件事也给董必武敲了警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切不可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