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西迁：周恩来在1938

丁英顺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1月20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政机关随之一路西迁。与此同时，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周恩来于1937年底从延安来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此后，周恩来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西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武汉：发起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运动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郭沫若拟定了七七献金的计划后，得到了蒋介石和陈诚的批准。
　　其实，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开始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认为一定会遭到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了。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车夫、小贩，还有家庭妇女、豪门闺秀、老人、孩童以及难民、乞丐等。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少者几分，多者上万。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乘坐车牌号为“军5209”的卡车行驶到了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另外，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应现场群众的要求，李克农代表八路军作抗战演讲，希望在后方的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夺取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普通民众爱国献金的情形更是感人。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捐献了两元钱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款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几个工人把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送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献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献一角钱后不甘心，又来捐献两包糖；武昌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主演《热血忠魂》的影星黎丽莉刚结婚，即把纪念戒指捐出；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同胞，他驼背、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竟来了3次。第三次献金后，他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演说道：“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本次献金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面对如此热烈的爱国场面，献金日不得不延长两天，即到11日结束，并增设流动献金台10余座。
　　在周恩来的倡议和主持下开展的武汉七七献金运动，在短短5日内，筹资达百万之巨，参加人数有50万之众，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为“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此次献金运动的意义，也正如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台上》一文中所指出：“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