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董必武

夫妻诀别

　　1934年4月，由于王明、博古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广昌战役更是遭到了反“围剿”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4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2万多人负伤。消息传来，整个苏区为阵亡将士哀悼，更为“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而愤慨。董必武和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提出，要毛泽东出来指挥反“围剿”作战。这件事让博古等人知道了，认为这是对中央的大逆不道，他们批判董必武等人是“图谋不轨”，要他作检讨，后来又将董必武在工作中要求按章办事、办案必须有文字手续的规定扣上了“文牍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董必武没有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不满，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1934年10月初，董必武正在考虑红军主力向何处转移和自己的去留问题，突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团书记来找他谈话，通知了他两件事：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主力部队长征，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二是组织决定，让与董必武结婚不久的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董必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陈碧英曾担任中共福建汀州市委宣传部长。董必武进入中央苏区后，经人介绍，与陈碧英结婚，两人感情很好。在战略远征之前，董必武和陈碧英两人依依不舍，陈碧英担心董必武年龄大，怕他行路困难。队伍出征以后，陈碧英仍然放心不下，她跟着董必武走在队伍中，送了一程又一程。董必武的心情也很难过，再三劝她不要送了，走远了不好再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分手时，陈碧英把自己珍藏的手电筒送给董必武，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夫妻的永别。分手后，陈碧英根据组织的安排，到了闽粤边的兴梅地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陈碧英留给董必武的手电筒，陪着他走完了长征，董必武一直将它保存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从延安撤离清理物品时，这支手电筒被不知情的警卫员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这是后话。
　　1934年10月10日，一群人开始在中央红军所在地——海坑村外的十字路口集合，大约有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他们是被编到干部休养连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其中多为老弱病残人士。他们每人背着1袋够吃10天的干粮、1包衣服，多数人还带着1本笔记本，有的还带着1条毯子。在这群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这个连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李坚贞，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长征开始后，作为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被大家称赞为“三不停”：脑子不停，就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脑子在不停地思考，怎样使大家躲避敌人的袭击，跟随大部队前进；手脚不停，就是每当连队宿营的时候，总是手脚不停地工作，为同志们做好各种保护工作；嘴不停，就是不停地提醒大家，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令休养连所有同志佩服的是，就是这位年近半百的我们党的元老，用汗水、意志，用勇气、智慧横渡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1000多座大山，胜利完成了史诗般的长征。令董必武格外自豪的是，跟随他一起长征的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后来大多成长为红军里的高级干部和各方面的领导骨干。董必武不仅以坚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而且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