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

　　毛泽东与王任重：一个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世纪伟人；一个是一代“才子”，年轻有为，长达12年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个是雄才大略，心胸博大、有深邃的洞察力、高深的智慧、豁达的气度，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个是才华横溢、多谋善断、平和沉稳、从善如流、张弛相济、举重若轻的“封疆大吏”。
　　1953年至1966年，因工作而相识、相交、相知，两人之间长达十三年的友好情谊，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1953年2月16日深夜，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南巡的毛泽东，在汉口大智路车站，认识了年仅36岁、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湖北视察，每次少则数天，多则一月数月。1954年6月后，中央任命王任重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作为东道主，毛泽东到湖北，王任重理应随侍在侧，悉心照料。毛泽东宵衣旰食，除忙于处理党政军大事、接见外国来宾、调查研究、出外视察、勤奋读书外，也抽空和王任重一起纵论天下大势，古今中外、帝王将相、王朝兴替、黎民百姓、治国安邦，无所不谈。
　　王任重在毛泽东面前，畅所欲言，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两人之间言谈非常融洽，笑语之声常闻。天长日久，加深了了解。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立下了盖世功勋，这毋庸多言。王任重视毛泽东为师长，立志做毛泽东的好学生。而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年轻24岁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聪明才智、务实作风、办事干练、好学深思也十分赏识，称王任重为“少年英俊。”
　　毛泽东和王任重在工作上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以事业为己任的人，都是立志要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建国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北，都要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湖北同志对一些大政方针的看法。1953年首次南巡时，他就和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座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大政策；1955年，他在武昌听取王任重、张体学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意见；1960年，他找王任重、王延春商讨解决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五风”问题的办法；1961年他又征求王任重、王延春对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分配制度的意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有助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
　　毛泽东以身作则不耻下问地搞调查研究，使王任重加深了对调查研究作用的认识，每年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农村、工厂。在调查中，王任重善于发现典型，善于总结典型，也善于用典型推动工作。1957年11月，湖北省委总结了红安县委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就是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就是“红与专”。《人民日报》，随之发表了题为《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社论。1964年，王任重在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四清”蹲点时总结的《湖北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作法》等九个材料，中央极为重视，批转全国，认为：“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时至今日，仍是党坚持的好的领导方法。这些典型的推广，对湖北省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全国工作也会有所推动。
　　在情趣爱好上，毛泽东与王任重也有共同语言。两人都酷爱读书和文体活动。毛泽东是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尤对中国古代文史书籍，百读不厌、烂熟于胸。常古为今用，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王任重也酷爱读书，浏览古今中外名著。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学点历史的号召，工作之余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结合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写了一些笔记和杂感，总结治党治国的经验，汇集成著名的《读书笔记》。
　　毛泽东爱听京戏，兴致来了还能来一段清唱。喜欢爬山、游泳。王任重在文体方面，吹拉弹唱都能来一手，也喜欢跳舞、游泳。从1956年5月30日至1966年7月16日，高龄的毛泽东20次跳入长江、搏击风浪、挥臂游泳，其中有17次在湖北境内（16次在武汉）。王任重陪游了19次。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中能和毛泽东共同，乘风破浪，飞流击水直下三十华里者非王任重莫属。游泳时，毛泽东神思飞扬，海阔天空，常和陪游的王任重高谈阔论，可谓句句锦绣，语语珠玑。毛泽东多次对国际友人说，王任重是他的游泳伙伴。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王任重往往能得风气之先，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于别人知晓毛泽东在想什么、想干什么。王任重根据毛泽东的思路，结合实际，部署工作。在他主政湖北12年中，湖北的工作常受到中央的表扬，湖北成为国家主要的粮、棉、油产地，主要的工业、科研基地。作为文人的王任重，又能将尚未公诸于众的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精辟论述，飞文染翰，写出一篇篇有新思想、新观点、启迪人、指导性极强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文，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的讲话写成的。文章发表后，曾遭来非议。但毛泽东支持。他说：不如马克思，不叫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叫马克思主义者。王任重的文章，客观上宣传了毛泽东的观点。
　　在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对王任重的才干、能力、水平、人格了如指掌，常委之于重任。成立中共中央中南局时，王任重任第二书记，1966年又任第一书记。1959年，王任重受命协助李先念、陶铸处理、解决轰动全国的河南信阳事件。1962年，毛泽东又点名要王任重帮助湖南省委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
　　1958年，毛泽东大批“反冒进”，提倡“大跃进”，头脑发热。王任重也跟着发热。在湖北提倡大办钢铁、大办煤炭、大办水利、大办运输、大办农业、竞放“高产卫星”。出现了稻谷亩产3.6万斤的“天下第一田“和小麦亩产3215斤的“奇迹”。什么“粮食多得无处放”，提倡“吃饭不要钱”。刮起了十二级的浮夸台风。但当经过对十多个4县市的实地调查后，王任重头脑很快冷静下来，发现这些所谓“卫星”都像美丽的肥皂泡。他与湖北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与民共渡难关。在“大跃进”中奋勇争先的湖北省，在糾正“左”的错误时，同样一马当先，很快扭转了形势。到1960年，全国还在困难中，湖北已走出了低谷。
　　但在毛泽东和王任重的关系中，并非总是明媚的阳光，有时会飘来一片阴云。毛泽东十分重视“四清”，制定了“双十条”，到处讲话，要中央委员、省、地（市）、县委书记下去向农民、工人、干部宣传党的政策，还批评湖北省委讲生产津津有味，讲阶级斗争懵懵懂懂。王任重对湖北省的“四清”也作了部署，各级领导干部也下了基层，一切按中央的要求办。然而一反常态的是，他自己却没有下乡下厂，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才去孝感县蹲点。凭王任重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敏感，不会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自抓的一件大事，也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强调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会不明白不积极执行毛泽东指示的后果？王任重的态度，令人费解。是这位聪明绝顶的“才子”看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把他写给江青的别具一格的政治策略信给王任重看了，另一个看到信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对王任重不可谓不信任。并且又任命王任重为权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可谓期望之大。但王任重与康生、陈伯达、江青谈不拢。王任重是有主见的人，怎么会听任摆布？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与康生、江青之流意见相左。江青青蝇点素，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告王任重的状，什么“架子大”、“另搞一套”、“什么事都不商量”、“对着干”等等。开始毛泽东只是平静地听着，不为所动，可后来江青诬告王任重为国民党特务，是死保刘少奇、邓小平的。毛泽东终于信了，最后王任重被批斗、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七年。仅半年时间，毛泽东对王任重的态度发生了天上人间的陡然变化。两人之间延续十三年的交往，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渡过7年铁窗生涯，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王任重复出后，对毛泽东却毫无怨言。“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有人妄图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时，王任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讲话：“毛主席功劳是主要的，过是次要的。功大于过。毛主席旗帜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主张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显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的高尚人格。对毛泽东生前批准兴建的武钢一米七工程和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三峡工程，王任重都十分关注。1979年5月、1984年12月他两次视察武钢一米七工程。1986年5月3日和李鹏副总理听武钢汇报时，他力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给武钢以直接进出口权，将武钢推上世界市场。三峡工程更使王任重梦系魂牵。1979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第一次出差，就到宜昌帮助解决三峡工程中的棘手事情。1981年，又主动请缨辞去一切职务，担任三峡工程总指挥，愿在保证工期、不突破投资规模上立“军令状”。王任重对这两个工程的一往情深，关怀备至，体现了他对已逝去的领袖、师长和朋友毛泽东的一种怀念。
　　十三年，白云苍狗，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情谊，花萼相辉，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和美好灿烂的回忆，虽然其中也给人们留下些许遗憾。

  （摘自《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