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任弼时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保军

　　在大革命时期，作为青年团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任弼时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的开展，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与此同时，还竭力推动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扩大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在大革命后期，他坚决与国民党右派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本文以《任弼时年谱》《任弼时选集》及相关资料为主要考察线索，对任弼时在大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进行分析和总结。

　　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倡导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任弼时回国后，即刻走马上任，担任江浙皖团区委委员，并被指定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编辑部的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向《团刊》《平民之友》等刊物提供稿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任共青团中央代理总书记的任弼时，在号召全国青年以实际行动投身运动的同时，又在《中国青年》第81期上发表的《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中，明确倡导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从回国到五卅运动前，任弼时以《中国青年》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用弼时、阁时、辟世等笔名，先后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李卜克内西》《国际革命者救济会》《马克思主义概略》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外，任弼时十分注重对青年的宣传教育。他通过撰写文章和在上海大学讲课，不断向广大青年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劳农政府的经验以及马列主义理论。其中，任弼时在总结苏俄经济政治状况和十月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革命实际，进一步指出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时，这些文章所宣传的思想和内容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吸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确立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

　　1925年1月11日，在五卅运动爆发的几个月前，任弼时在《中国青年》第63、64期合刊上发表《列宁主义的要义》一文，初步提出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实用性和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构想。他强调，“（一）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唯一武器。（二）贫苦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友军，无产阶级应极力与大多数的贫农结成亲密的关系。（三）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是抑制帝国主义，增长无产阶级战斗力，达到世界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应有实际的积极的帮助。（四）无产阶级要完全按照革命过程的环境去适应变更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同时更是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从中不难发现，任弼时已经初步注意到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几个月后，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进入又一高潮。面对突发情况，任弼时和恽代英共同起草了团中央宣传部《第四十八号通告》，号召各地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游行讲演队，揭露日本压迫中国人的事实。1925年6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第81期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明确倡导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我们应该认清，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

　　推动青年团工作青年化群众化

　　扩大统一战线中的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后，青年工作十分活跃，青年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任弼时的正确领导下，青年团吸收了更多革命的工人、农人、学生和其他被压迫的青年分子，使团的组织深入下层青年群众，很大程度上实现工作青年化，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中的群众基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为了动员全团贯彻党的四大精神，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同年l月26日在上海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代表旅莫斯科的团组织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强调，“青年团要联合广大青年，尽力所能地扶植扩大全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以完成我们的革命运动。”其间，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组织部主任，与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宣传部主任恽代英等5人组成中央局。是年7月，任弼时正式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在他的正确领导之下，截至1925年9月，全国团员已达9000多人，比五卅运动前扩大了3倍以上，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10%增长到38%。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提出：在已有成绩基础上，下个阶段要实现“团工作的青年化、群众化”，任弼时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为贯彻党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指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深入群众”的口号下，就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领导工农学生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输送合格的团员到党组织中去；宣传工作必须注意青年化群众化；加强农村青年工作；巩固学生联合战线等。北伐期间，共青团积极参加工农民众运动，宣传北伐的意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以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进展；建立工农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童子团等；特别注意发展团的组织，尤须努力乘此时机建立团在农村中的组织与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团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党团员被捕被杀。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中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共青团的工作继续给予莫大关注。根据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及中共五大精神，在五大闭幕的第二天，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大会选举任弼时连任团中央总书记。6月13日，任弼时发表《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在谈到共青团的性质时，指出：“应当消除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此外，他更是强调，“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的重要意义，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进而扩大统一战线中的群众基础。

　　坚决抵制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

　　强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大革命前期，任弼时多次撰写文章向国民党右派作不调和斗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任弼时经常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据已有资料统计，从1927年5月至7月，任弼时至少出席了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此期间，任弼时积极领导共青团中央同鲍罗廷、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此外，任弼时更是多次在党内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大革命前期，任弼时多次强调要坚持党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权，并对国民党右派的相关不实言论给予回击。1924年10月，任弼时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针对国民党右派对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的无端指责，指出：这是政治上的“攻击”。申明青年团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极诚恳的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中国青年团“既是少年国际之一支部，所以他所取的政策，是完全由少年国际规定的”。那种要取消青年团而合并于国民党的攻击，“简直是不懂国际事实的笑话！”与此同时，1926年5月，任弼时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中指出：共青团“目前的职任，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领导本国民众，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来作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

　　在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任弼时汇报了共青团四大对各项议案的讨论情况和结论，认为工会中不仅要有党团，并要有团组；团组织应经过农协发动青年参加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军队中的团员应建立支部，受军队中的党支部领导；进一步明确共青团是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的团体；请求批准大会选出的团中央领导人选。同年6月下旬，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赞同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针对鲍罗廷对蒋介石存在幻想的右倾观点，明确表示：“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

　　据任弼时回忆，对土地革命、国共关系、武装工农等问题，团中央曾有两次正式决议提交党中央讨论，均遭到反对和拒绝。第一次是6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任弼时未出席这次会议。会上，团中央向陈独秀提交了拥护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政治决议”，批评当时的领导人回避土地革命，要求将共产国际的电报公开出来，但陈独秀将党内的不同意见压制下来。任弼时回忆：“第二次决议案后闻被独秀同志毁灭，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会议中又被主席禁止宣读而未发生影响。”第二次是7月3日。任弼时要求发言解释“政治决议”，又遭陈独秀的拒绝。在共青团中央没有得到通知、无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向国民党无条件妥协退让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