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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李先念(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抗战

发布日期: 2024-02-27 来源: 《百年潮》
金立昕 关泠
开创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命令,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工作,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部长。对于新的使命任务,李先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河南省委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我们国家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这次毛主席、党中央派我们来,就是要在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中原敌后战场,创建、发展抗日武装,恢复当年红军创造的根据地。要按照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再三叮嘱的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要同国民党搞好统战关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我们的合法地位,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1939年1月,他率领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豫鄂边地区,地处中原敌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他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李先念力排万难,积极联络各地党组织,整编各支抗日武装,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他们放手发动群众,立即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6月,李先念出席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 (后由陶铸代理)。养马畈会议后,共产党在豫南、鄂中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为开创整个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创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过程中,李先念时刻不忘以武装抗日的行动来“煞敌邪,振军威,唤醒民众”,率部同日伪军进行了应山余家店、赵家棚、厉家店等多次战斗。这些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在当时武汉周遭“恐日病”流行的情况下,新四军以英勇果敢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7月以后,李先念指挥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向鄂中和豫南敌后作战略展开,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10月13日,日伪军700余人偷袭驻新街的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带队火速增援。他对参战指战员们说: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打一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们新四军的战报。随后,他调整兵力部署,指挥部队发起全面出击。战至天黑,日伪军害怕被围,遂焚尸突围。此役,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8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新街战斗是李先念率新四军挺进鄂中以后,在敌人的近后方给日军的一次重击,使新四军威名远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的报纸也以特大号字登载了这一捷报。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六个团队、三个游击总队,共9000余人。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我党我军在中原地区已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同时也提供了在特殊艰难的敌后建立党的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珍贵经验。对此,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挺进纵队创建之际,正值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豫鄂边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愈演愈烈。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李先念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部队在边区各地,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作战。1940年1月,李先念令第五团队、第六团队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击从皂市调往京山的500多名日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溃退。2月初,李先念令第四团队开进天(门)西,移师天门赖兴场。刚组建的天门县抗日游击大队赶去与其会合。日伪军探得消息后,调集千余步、骑兵,向抗日武装驻地进攻。指战员奋起还击,胜利突围。中旬,李先念率第二、四、五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毙俘敌120余人,直叩武汉西大门,武汉日寇大为惊恐,宣布戒严三天。接着,日军多次“扫荡”,均被当地抗日军民粉碎。李先念在《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对这一时期的反“扫荡”战术作了如下概括:“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对大股日寇的‘扫荡’,我们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削弱日寇的优势。对小股日寇的‘扫荡’,我们化零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灭。由于部队能够散得开,又能收得拢,所以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打了不少漂亮仗。”
  与此同时,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指挥纵队主力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国民党顽军程汝怀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豫鄂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给予高度称赞: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和其他地区兄弟部队一样,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新四军军部进攻。
  1940年5月,日军集中七个师团发动襄宜战役,对鄂西、鄂东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起猛烈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以牵制日军向国民党军进攻。6月,纵队主力向白兆山进军,同日军进行了争夺平坝的战斗。平坝位于白兆山与京山大山头之间,是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21日,李先念指挥平汉支队第一、二团登云梯破寨,歼灭守敌,解放平坝。日军为夺回这一重镇,三次进犯平坝,图谋重建据点。李先念指挥纵队主力一部,奋起反击,进行了著名的平坝保卫战,迫使敌不得不放弃重占平坝的企图。挺进纵队继续控制这一重镇,保障了白兆山大门的安全,使鄂中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7月,李先念指挥部队渡过襄河,发展襄西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歼敌800余人,击溃5000余人,阻敌援军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其间,李先念等纵队领导人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向部队发出了《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武装冲突》《开展对桂军的统战工作》等文电指示,对国民党军各派势力,广泛开展有团结、有斗争的统战工作,力争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以利民族抗战之大局。
  前后两年间,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两大力量的夹击下,李先念指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发动的进攻,坚持了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斗争。队伍从最初的160余人发展壮大到上万人,全边区抗日政权能够控制14个县份、500万人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中原敌后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领导新四军第五师抗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转战于武汉外围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2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第一、二游击纵队等,共 1.5万余人。
  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后,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之中。1941年5—11月,日军调集兵力,对豫鄂边区进行全面“扫荡”。李先念采取“敌集中、我分散,敌分散、我集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基本作战方针,指挥第五师主力一部跳跃回旋,依托有利地势和群众支援,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守之敌,围困敌军据点,并发动群众开展破路斗争,接连粉碎了日伪军三次“扫荡”,并以一部兵力向武汉北郊迫近,开辟了汉(阳)孝(感)(黄)陂抗日游击根据地。战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写了《日寇“扫荡”之战术及我反“扫荡”之经验》的报告,及时作了总结:
  我之对策及经验:(1)发动地方武装破坏公路、剪割电线,不断袭扰敌寇,给敌以较大威胁。同时,劝阻附近居民赶集,以孤立敌军。(2)正规部队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敌向前推进之据点,并以伏击对抗敌之伏击,收效很大。(3)使用熟悉当地地形之部队,在主要公路上伏击敌辎重及少量运动中的敌人。(4)地方政权与军队密切通讯联络,迅速传递确实情报,使指挥正确顺利,同时免使我区民众遭受大的损失。(5)发动敌占区及反“扫荡”区域之民众撤至安全地带,并以少数同志打入新成立之伪政权内,探听敌之企图及各种消息。(6)发动其他地区之民众,策应被“扫荡”区之反“清乡”斗争,打乱敌之“扫荡”计划和步骤,使“扫荡”限于狭小地区。以上对策,效果都很好,终迫使日寇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敌军弱点,发起进攻作战,命令主力部队向敌后作战略展开。同年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第十五旅、第十三旅一部发起第五师历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解放了 (汉)川汉 (阳)沔 (阳)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长沙的作战。侏儒山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第五师已由分散的、多地区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发展到集中兵力、实施向心攻击的运动战。
  进入1942年,日伪顽夹击空前严重,加之这年严重的春荒,使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变得更加艰难。李先念和边区党委以大无畏的精神,及时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领导边区军民渡过一道又一道难关。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第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李先念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打破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取得了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这次作战,是对第五师战斗力的一次全面检验,集中反映了部队的战斗素质和在复杂条件下的应变能力,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周恩来称赞道:五师在鬼子伪军的重重包围下,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了重围,真是好样的!
  李先念在指挥五师作战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他说:“搞好部队的政治建军,与搞好部队的军事建设一样重要,如同一只鸟的两翼。缺一不可!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搞好了,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最终战胜一切 凶恶的敌人!”1942 年10月,他在全师干部大会上作了《严正军风》的重要报告,强调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游击习气。二、反对不愿做政治工作的倾向。三、反对居功自傲。四、反对宗派主义。五、反对轻视学习的倾向。这个报告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11月3日,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两名担任营、团领导职务的腐败分子。他在为此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严肃地指出:“为了使党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使我们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对于犯纪犯法的人是不能宽容的,是要进行严厉的制裁的。我们要认识到,党有党纪,军有军纪,政府有法令。”“如果庞大的党组织无一定铁的纪律,你们想想,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能领导对敌作战获得胜利?”他要求每个干部,“绝对自觉地遵守党纪军纪,千万不要明知故犯,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做一个执行党纪军纪政府法令的模范,来影响别人,到任何地方工作,自己应时刻记住,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之一员!”整风运动期间,他专门作过一次《革命军人的特点与任务》的重要讲话,集中论述了革命军人的特点和任务。他指出:第一,我们的军队是为真理而奋斗的;第二,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三,革命军队是革命阶级的精华,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第四,革命军人要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第五,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第六,革命军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第七,革命军队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不仅要掌握一套军事本领,还要学会一套政治本领,善于进行斗争;第八,革命军人要时刻牢记肩负任务之伟大和革命军队的特点,经常不断地反对和克服各种不良倾向,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纯洁性,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李先念的这一重要讲话,是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对新四军第五师的政治思想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全面主持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工作。他主持召开的区委扩大会议(史称“蒋家楼子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12月,李先念给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写了《一九四三年鄂豫边区的斗争》的报告,从全年对日伪军进行的224次作战中,系统剖析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全年反顽作战中,分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围攻第五师部队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他概括出五条反“扫荡”经验:一是做好敌军工作,尤其是伪军工作,以便从敌军据点中得到“扫荡”的目标、规模和兵力配备等情报,事先做好准备。二是利用日伪军和顽军之间的矛盾,当日伪军“扫荡”时,将部队分散转移到接近顽军地区,“扫荡”结束后再转回原地集中,使日伪军“扫荡”计划破产。三是利用山地、湖泊的地理条件,使日军的特种兵无法发挥作用,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免受敌人袭击。四是采用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机动灵活战术打击日伪军。当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包围时,部队就避实就虚,跳出包围圈,分散打击敌人;当敌军疲惫时,就抓住其弱点,集中兵力给予痛击。五是充分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桥梁,不断袭击日伪军之小据点,大打人民战争,使敌人经常处于恐慌状态。这些经验,既是边区军民浴血奋战中的智慧结晶,又充分体现了李先念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达到的新高度,是新四军战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嘉奖第五师和豫鄂边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新四军军长陈毅于1943年7月写的《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专门提道:“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该文还列举了第五师1943年协同正面战场作战的光辉战绩。1945年5月,陈毅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时,又列举了从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陈毅特别强调:“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其紧张斗争的场面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
  1944年,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并向华东、华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指挥第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以鄂豫皖边为中心向南、向北展开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后相继派兵到淮北、湘北、鄂南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一线,敦促“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至新四军大别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李先念迅即指挥所部行动,受降日伪军数千人,歼灭拒降敌军3500余人,攻克大小城镇12座,解放了鄂豫皖湘赣边广大地区。
  从1939年初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前为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李先念依靠边区党政军民组织,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七年间,新四军第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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