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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李先念(一):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

发布日期: 2024-02-06 来源: 《百年潮》
金立昕 关泠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参加和领导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在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他随部队参加了粉碎敌人对鄂豫边区发动的三次“会剿”的战斗。在异常频繁、艰苦的战斗中,李先念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增长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的本领。这些战术,就是徐向前等在战后总结出来的七条原则: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是李先念最早学到的重要军事理论,对其军事思想启蒙及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常说:“在军事上,徐帅是我最好的老师!”
  1929年10月起,李先念调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作为管辖二十几万人口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和革命武装,支援红军反“围剿”作战,工作有声有色,深得人心。群众称赞他是“苏维埃政府的好主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称他“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的游击家”,一再表示“敬佩他的能干”。李先念后来回忆这段在区、县的工作经历时说:“我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把党的决议、指示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才能真正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本领。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精于打游击,又擅长做地方政府工作,是李先念早年革命生涯的出众之处,为他后来长期领导和全面主持大战略区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1年秋,为响应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李先念率领本县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在团政委这个新的岗位上,李先念深知,红四方面军的政工干部,特别是政治委员,如果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就难免被群众笑称为“专卖狗皮膏药的”,是树立不起真正的威信的。这时的红军,已经从游击红军转变为正规红军,军事斗争也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而自己过去只当过副班长,打过游击战,缺乏指挥一个团的经验。于是,他下定决心从头开始,虚心向身边有实战经验的同志求教,认真学习判断敌情、行军布阵、通讯联络、选择地形、构筑阵地、配置火力、攻击防御、战斗动员、战地鼓动、后勤供应等军事知识,初步掌握了诱敌深入、伺机反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基本战术,很快提升了军事指挥能力,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在红四方面军相继发起的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中,李先念与团长吴云山密切配合,指挥第三十三团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该团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首次命名,是当时的最高荣誉。
  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他与师长倪志亮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连续激战,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方面军打开了西进通路。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5月,在反“三路围攻”的空山坝战斗中,他率所部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为方面军夺取反“围攻”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所属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年方24岁的李先念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成为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10月,在宣达战役中,他率该军一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和执行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从巴中轻装疾进,日夜兼程,先敌一步抢占黄猫垭要隘,堵住了敌人的退路,随即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的大胜利。对于这场激战,李先念晚年时回忆道:
  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来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十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整团整旅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指挥见敌人潮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二话没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了前沿。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挥见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枪炮声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战员,紧封“瓶口”,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前,难越雷池一步。敌人被压在山沟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总指挥见时机已到,下达总攻击令,指战员们立即跳出阵地猛虎般地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将敌军切成数段,分头围歼。 激战多半天,全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这段文字,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上下同欲、勠力杀敌的战斗场景。其中,“脱掉上衣,提枪上前沿”的血性、刚烈之举,正是红军时代的李先念在历次硬仗和恶战中,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的标志性形象。
  1935年3月,李先念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5月,奉命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8日,李先念在懋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他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和四方面军的情况,为中共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8月,他与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以围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5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草地南下。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部先后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与敌血战,迭克顽敌,尤其是王树声和李先念指挥的青龙场战斗,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旅的重大胜利,被朱德总司令称誉为“彻底消灭了刘湘的主力劲旅”的一个“模范的战斗”。南下期间,李先念坚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决定第二次北上。6月,他亲率北上先遣军,三过草地,强占腊子口,为红二、红四方面军开辟通道,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今河抱口)突破黄河天险,继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 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军浴血奋战。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困下,他率余部千余人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艰辛,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 (今乌鲁木齐)。李先念部幸存者420人,这是西路军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支建制部队。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李先念几乎是无役不予,屡蹈险境。他带领的部队能攻善守,常常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关键作用。当年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说:李先念善于团结干部,爱护部下,打仗英勇顽强,生活俭朴,纪律严格,真是我们的好政委!
(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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