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梅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革命生涯中，他始终重视教育办学。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为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进行了不懈努力，认为要通过办学校搞教育来“唤醒群众，接近群众”。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第一任校长，董必武为党的革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革命家的视角理解并积极从事革命教育活动，其独特的教学方法也给我们以启迪。
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
1933年3月，董必武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典礼上宣布：学校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事实上，这一方针体现在董必武全部的办学和教学活动中。
董必武的教育办学始终围绕中国革命的实际。每一阶段的教学，都依革命需要而设，回应社会现实关切。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筹建私立武汉中学。五四运动前后，他在上海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认识到“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打算筹办一所新式学校，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新式革命人才。他回到武汉，于1919年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他挑选教材，培养、启发学生的新思想；引导学生关心社会问题，逐步提高政治见解；为学生购买进步书刊、指导创办期刊；邀请进步人士到校演讲，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我们党的初创时期，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还使学校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和湖北青年团的摇篮。
董必武的教育办学始终符合学生实际。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因董必武在苏联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又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他先被任命为教务长，后接任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党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张闻天，董必武实际主持了校长的工作。他在主持工作并教学过程中，考虑到一些党员干部文化水平较低，采取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典型事例来阐释理论观点。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时，为启发学生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在黑板上画一个火车头，党作为先锋队的作用就好比火车头带动列车前进。学员们表示，“有群众语言、有实际例子、有生动的比喻，不但容易听懂，而且记得牢”。
董必武的教育办学始终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虚心领会，去刻意追求，去脚踏实地地试验，才会得到成果的”。他创办的武汉中学发动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在实践中求知，到广大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进步文化，宣讲革命道理，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他要求学员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并参加义务劳动。学员肖锋清楚记得，每当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卷起袖子、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下田同当地老表们一道犁地、担粪、插秧，个个都是劳动能手。
须“以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为主导”
董必武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始终不忘无产阶级教育的使命，坚持办教育讲政治，使教育服务于革命事业。
在武汉中学，为了培养一批信仰马列主义、追求社会进步、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董必武十分注重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他通过恽代英的利群书社等各种渠道引进一批马列著作和国内的进步书刊作为教材。他还自编国文课本，采用白话文教学，讲国文课时多向学生传播具有人民性的诗文。倡导学生在课外阅读报纸书刊，关心国内外大事。邀请李汉俊、恽代英、刘子通等到校演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央党校和延安抗大时期，董必武常对学员们讲：“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不怕苦，不怕掉脑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些参加过中央党校、抗大学习的同志在回忆董老的文章中写道：“董老在各个时期培训干部，首先都抓对学员的革命信念、理想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董老认为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就不会有革命的要求和动力。”
1937年3月，董必武奉命从中央党校到抗大第四大队担任政治委员。第四大队学员结构复杂，他不负重托，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办抗大的指导思想，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他不仅利用自己的优势给学员授课、做思想工作、关心学生思想成长和生活，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大队讲课，为抗日培养了众多领导骨干。在董必武和全体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下，第四大队六百零九名男女知识青年中，有四百二十七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约占知识青年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第四大队成为学习和团结的先进典型。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选举董必武为大会执行主席。在开幕词中，董必武指出，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建设方面，就要放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上面；我们的教育思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
做“言传身教的楷模”
董必武始终将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贯穿在教育办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常对学员讲：“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就是我们党的作风。”董必武不仅言传更是身教，被称为“言传身教的楷模”。
在武汉中学期间，董必武主动不支薪。除了在本校教两个班的国文课以外，他还先后在两湖师范兼任教务主任，在湖北女子师范、第一师范、启黄中学兼课。那时，他在外校教课每月可以有一二百元十分可观的收入。他却极度节俭。常穿的旧长衫、用的蚊帐还是1914年在日本留学时买的。其他教师到外校教课通常都坐轿子，而董必武无论学校多远一向都以步代轿。省下的钱拿来给贫寒学子交纳学费，或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董必武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干部学员。当时，苏区中央局规定干部要参加义务劳动，董必武总是带头执行。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继续干活。
延安党校期间，当时中央刚刚落脚陕北，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董必武带头艰苦奋斗。他虽是校长，却没有搞任何特殊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一块多钱买了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董必武的言行受到了学员们的喜爱和普遍赞誉，大家都称他是“言传身教的楷模”。
从清末秀才到开国副总理，董必武的一生波澜壮阔。良好的教育经历为他毕生的革命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着眼中国实情，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和建设人才。他的教育办学理念历久而弥新，令人深受启迪。
（来源：《群众·决策资讯》2023年第20期，学习强国党史研究栏目2023年10月30日发布）
